提问：张平副所长，您提到成本推动因素对物价有很大影响，资源价格改革也可以算是造成成本推动因素的一个部分，您怎么看待今年或者“十二五”时期资源价格改革的推进问题？
张平：“十二五”通货膨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成本推动因素，每年基本上为CPI提供1.83的百分点，加之现在在公共服务领域价格调整，经过测算，大概是每年0.5%左右。所以现在中国的价格问题，主要是面临很大的压力。
我们的第二产业基本上能把劳动力上升的成本和土地要素价格上升的成本吸收掉。但是农业、服务业这两个部门难以吸收，所以这方面成本推动压力还是比较大。粗算一下，有两个百分点左右。但是一般来说CPI在3%到4%之间都是合理的，所以中国控制通货膨胀的基础还是有相当的余地的。
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积极推进公共品的定价，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刚才我们说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有一个理顺价格的问题。理顺价格，公共服务品在商业上才是可持续的。如果在商业上不可持续，就无法引入社会资本。所以要重视公共产品的价格调整，使之在商业上有可持续性，这样才能够增加社会资本的投入。所以，我认为公共产品的价格改革，依然是“十二五”中最重要的一项改革。
提问：张燕生研究员，请问您是如何看待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给中国带来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影响的？
张燕生：大宗商品价格对中国来讲确实有输入通胀的影响，比如去年上半年进口铁矿石每顿是168美元，去年第四季度由于全球经济收缩，价格有所下降，大概是每吨120美元到130美元。原油去年第四季度也有下降，但是去年上半年的粮价、谷物价格上升了43.8%。
尽管全球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但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为什么会脱离供求关系的基本面保持如此高位呢？这要考虑全球的量化因素，以及美元汇率的波动所产生的形势，但是它对中国确实产生了一个输入性通胀的影响。
在这种形势下，我个人认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国内结构调整和改革又在攻坚阶段，这种情况下，对通胀恐怕要保持包容度和控制。也就是说，不能仅仅是为了CPI和GDP，影响到调结构。
另外，我们还会面临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控制通胀的时候，怎么能够保证供给，确保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在保证小企业、微小企业民生就业的前提下，使我们能够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和国内实体经济改革面前有一个准备。这些问题核心取决于下一次的改革。
提问：李善同研究员，您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到了一个该调整的时候，能不能详细地讲一下这个判断基于哪几个原因？
李善同：从各个发达国家人口发展情况来看，人口发展都有一个过程。发达国家到了低增长，或者负增长时候，从人口角度都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这对经济发展是很大的挑战。所以从长期来看，我们要选择一个时机进行调整，不要等到了人口出生率很低再想办法。
从中国现在的情况来看，现在出生率是比较低的，人口长期增长趋势面临和发达国家相似的问题。但对这个问题争论很多，“十二五”期间对这一问题的提法有变化，但没有改动，主要还是受很多因素制约。
提问：张燕生研究员，欧美再工业化会让贸易保护主义开头，今年又是一个大选年，请问选举的因素会给中国对外经济发展带来哪些不确定的因素？
张燕生：欧美进入到服务经济之后，提出了再工业化，再创新和再出口的中长期结构性调整目标。再工业化会涉及一个问题，欧美会不会用减员增效的方式来实现，这个在政治上会面临很大的麻烦。他们愿意做吗？如果不愿意的话他们会怎么做呢？会不会转向跨业竞争呢？而且欧美也明确说在这方面会制定相关的措施。有报告探讨未来五年到十年，会不会有一些资本撤回美国本土的问题，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发现，再工业化和正在工业化的国家是存在一定的联系的。因为大选是为了政治，就会涉及过去制定的政策，涉及谁来做替罪羊的问题。比如说，他们会拿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做文章。汇率法案如果成为法律会不会引发贸易战？如果不成为法律代价又是什么？中国是否要进一步扩大内需？这些都可能成为竞选各方讨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