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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美利坚的执著 　　中美对峙的轨迹 　　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本质上是双方在二十一世纪内正在发生的历史地位转化或易位。从表面上看，美国处于采取主动的一方，一向对中国挑衅不断，但它实际上是处于被动的一方，因为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已经确立多年，独一的超级大国，自然明白势高易倾的道理，难免会面对各方的觊觎，担忧随时存在的话语权危机，极力试图保持那一高居峰顶的地位，时刻警惕任何显著的或潜在的挑战。这种无可回避的高度警戒性经常促使美国在面对真正的大国及其随之而来的威胁时做出一些令人感到难以理喻的事情。中国历来显得比较被动，甚至有些狼狈，但却是掌握主动的一方，因为自己从低位起步，面临增长上升的无限空间，甚至存在着拉近与美国距离的可观前景，心理压力相对较小，活力充沛。虽然中国自己或者并非完全明确认识到发展的态势和由持续动能即将带来的历史性变化，心态上仍然十分忌讳张扬，但拥有这种动能和势头却在中美双边关系上隐然占据主动，任何自认为是很正常的行动，包括正常的经济增长和持续的实力积累，都有可能刺激对方，被视为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威胁，过度敏感之余，被迫作出反应。 　　最让美国举措不定、策略摇摆的原因，是此次来自中国的潜在挑战与其他强国以往崛起称霸的历程截然不同。自从在整体实力上压倒大英日不落国之时起，美国已经安然渡过数次对自己强权地位的挑战。日本孤注一掷挑起的太平洋战争甚至无法间接地威胁到美国的领土，反而给美国带来本国独立之后最好的海外扩张机会，得以名正言顺地卷入欧洲和亚洲的战争，在欧洲利用时机把过去的母国英国直接置于自己的指挥之下，彻底控制现代西方文明发源地西欧。美国在亚洲的军事任务虽然更为艰苦，在岛屿血战中损失大量兵力，但仍然处在日本海军突击范围之外的安全地带，得以保持进攻的态势，直至摧毁一度令人畏惧的日本帝国。二战之后的美国顺利地从英国手中夺得世界霸权，却没有料到随即落入与苏联的冷战和半热战之中，包括双方加上中国卷入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美国霸权被限制在北约范围之内，一度被置于所谓的红色恐怖的阴影之下。但是冷战并未危及美国的基本利益，美国一方毕竟得到西欧盟国的全力支持，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被双方避免核大战的努力所抵消，更重要的是美国在经济上占有近乎绝对的优势，因此并不担心本身制度的瓦解或整体实力的衰落。美国历届总统都明白，只要经济竞争持续下去，美国将会把对方拖垮，只是在时间上他们没有可能预期那一天来得那么早，事变之时依然惊喜不已。美国实际上还大为得益于中国的介入，彻底改变了两大阵营之间的平衡。亚洲的日本在经济上迅速追赶美国，一度拥有对抗叫板的资本，引起美国的警觉，但日本本身是美国的盟国甚至附庸国，被迫接受美国驻军，因此即使经济上蒙受损失，也要按照美国的战略布局行事。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对美国的策略一以贯之，数十年来满足于充当美国的钱袋和供给基地，以换取美国的保护。 　　日本的走向对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影响微弱，改变不了基本格局，偶尔出现一些小麻烦，也构不成值得高度关注的挑战。 　　美国基本上只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后期才开始实质性地获得世界领袖的地位，以上这些挑战虽然让美国付出一定代价，它依然能够从容对付那些“熟悉的魔鬼”。但是中国的出场则完全不同，难以归入美国已经建立的对手类别。中国不是美国的天然盟友或随从，军事上正在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直接挑战美国军队。中国在体制上与苏联的中央集权制大为不同，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几十年，内部活力大为改观，美国不可能完全以对付苏联的意识形态优势来对付中国，所谓人权民主等招牌对策的杀伤力仍然有限。特别是在经济方面，苏联虚弱的经济实力是美国打败苏联的根本原因，但是中国一直在经济方面追赶美国，最近发展到以实体经济而论，距离美国的位置相当接近了，而且增长率并未如重多大牌西方经济学家渴望看到的那样减慢和下降，或者因为不堪重负而崩溃，反而承受住内外部的压力和金融危机的冲击，这使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都感到非常的惶惑不解及不安。中国是亚洲大国，但又不像日本那样被美国开放、打击和保护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美国无法在这里任意发号施令，要求中国服从自己的意志和全盘设想。中国不是基督教国家，因此像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轻易地在宗教引诱和压力下发生瓦解和转向的可能性极小，通过法轮功那样的变异教派推翻现有秩序更像天方夜谭。对于这个非基督教的国家，美国仍然要持续地与之打交道，但因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军事实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美国无法像对待分散的激进伊斯兰组织那样任意实施打击和搜捕。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独特的发展方式正在逐渐浮出和成形，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几个世纪以来实行和推广的扩张模式大不相同，美国人对此无法理解，与他们自认为无可质疑、打遍全球的模式不同的体制和发展方式也同样可以获得成功，进而构成一种意识形态势上的无形挑战，虽然不是中国有意为之，但对自认为独霸天下、独享真理的美国来说，则是一个几乎无法忍受的挑战。因此，仅仅从基督教和意识形态方面来说，美国就必然会认真对付中国的发展模式，使用任何手段让其丧失活力和效力，不至于“负面”影响其他美国势力范围内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又是一个文明古国，与其他几个有名的文明古国不同，体制和文化延续千年后一直未曾中断，如果这一古国和大国重新崛起、复兴、分享世界中心地位，那么对西方国家所宣传的“西方中心论”和近几个世纪盛行的殖民传统文化是个相当有力的打击。 　　这种不确定感影响到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美国的对华政策，尝试过各种策略，推出了不同的方针，软硬兼施，力图保持差距和优越地位。中美双方争端的底线，就是当中国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能够顺利打到美国本土时，中美之间的问题或者纠纷就越容易通过谈判和其他方式解决。一旦中国导弹发射和打击美国的能力受到诸如反导系统的抑制，中国承受的美国压力就越强，美国的蛮横度就越高，中国随之被迫付出的代价就显著加大。所以中国全面发展洲际战略导弹其实惠及两国，直接服务于维持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良好关系以及国际正常和平状态，是经典的“以战止战”。 　　美国在“启蒙”中国之后，一度促成了两国之间比较正常和缓和的状态，包括忽视台湾当局和向中国出售一些军事装备。美国甚至可能重新对中国施行全面“训政”，如同中国近代史上民国初政治格局的那一幕，在国家治理和体制改变上不仅进行深度渗透，而且奠定指导性的思想基础，带领中国走向美国期望和设计的途径，并扮演相关的角色，如同亚洲的另一个菲律宾。引入美国模式长期压制中国，是四十年代末以来美国曾经认为不可能达成的一种格局，却在八十年代初全面西化风头之下开始浮现出来，以往的“以俄国人为师”，彻底变为以美国人为师，在引入和学习上大力清除了意识形态和传统习惯上的障碍。 　　美国其实迫切需要中国发生根本转向，得以消除一大对立势力，腾出手来夹击苏东集团。中国的转向已经提前预示了那个庞大帝国日后的瓦解，中国平白为美国结束冷战、跃升为唯一超级大国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当时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国，由台湾占据中国这一席位，毫无实际作用，他国也不把台湾政权等同于管治中国大陆的真正大国，只有中国回到她该有的位子，世界政治的格局才略显平等，合理地代表亚洲，美国在这方面的让步是无可奈何的，也是做空头人情，而中国成为美国的盟友无疑将增加在安理会内对抗苏联和东欧可观力量的潜在筹码。 　　这一短暂蜜月到1989年结束，美国人受到中国国内政治事件的震撼，突然发现无法按照原定方案将中国纳入自己划定的轨道，仍然是意识形态上的绝对异己，只能另类对待。但是此时美国尚未认真对待中国，或当做可能的潜在对手，除了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外，在实力均势上不成比例，在其他领域内尚不足让美国深以为虑。即使中国在西方围攻之下几年内仍未如期“崩溃”，他们也坚信当时的中国不会再象毛泽东时代那样以强硬姿态为主，那么不易把握和操纵，将逐渐陷入技术官员化的陷阱变得谨小慎微。只要美国继续把握全球范围内的实力优势和至关重要的规则制定，中国最终无法逃出既定轨道，难免会回到向美国输诚和输出利益的可控地位上。美国已经将注意力放在苏联东欧，确定先搞垮最大最可怕敌手的目标，将其大部瓦解，并切实确认其不能复生和再次威胁到美国的霸主地位。 　　这需要付出相当一段时间的精力和努力，必须对付苏联垮台后的混乱局面，既捞取足够的利益，又要避免局势失控，特别是处理苏联手中残存的核武器，是当时美国的当务之急，根据协议美国须拨出巨资进行收买，程序复杂，充满不确定性。更为危险的是分崩离析的帝国留下众多小国，美国难免要施展手段，把它们拉到自己这一阵营内，使俄罗斯无法再恢复到苏联的地位和霸权形态。在欧洲占据强力中心之后，令人头疼的伊拉克又劳美国出动军队，在中东大打一场。在整个这一过程演进之时，中国尚不足为虑，因此当时中美之间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很小。 　　美国人此时的心态极好，俄罗斯急剧疲软，整个欧洲变为任意纵横之地，美军在中东动武又压制住西亚地区的伊斯兰宗教势力，整个世界之内基督教大获全胜，英美式西方经济模式随之再次走红，成为评价一切的规范。与此同时，年轻的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代表“婴儿潮”年代的人出掌政权，竖起新时期的标志，取代了老布什所代表的年代，表面上完成了更新换代。美国内外前景光明，傲气冲天，难怪会在此期间出现横扫一切的“历史终结论”，实在也是难得再碰上有分量的对手了，看不出会有什么负面因素打断美国的持续霸权。按照以往的经验，只要平定欧洲，例如，打败德国和瓦解苏联，基本上就可以排除强大对手，最多只是由美国虚心采用部分欧洲的经验加以改进。欧美处于同一阵线，同宗同源的基督教文明，所以对骄傲的美国人来说改进的空间也实在有限。在这种空前的同一性之下，一些“边缘”文化没有机会形成挑战和取代现有模式。美国人的信心在九十年代初达到顶峰，又簇拥在来自其他地方的人们对美国及其利益的尽力维护和无上崇拜之中，近乎神化，因此控制某些潜在的对手已然不成问题，最终可以使用超级武力，靠施瓦辛格式的英雄人物来强力解决问题。 　　而中国在这一微妙阶段内特意采取韬光养晦的策略，避免出头，以稳定局面。这对当时尚存的老一代人物来讲是很不容易的，迫不得已，只能按照实用主义的原则，低头渡过西方制裁和孤立的难关。海湾战争正好转移了美国相当的注意力，中国得以有成效地专注于恢复经济。即使是1993年欧美和澳洲等西方国家围攻中国，通过各种极端政治手段把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交给悉尼，沉重打击中国人的情绪和信心，也没有引起太多的过分反应，中国照常参加该届奥运会，与喋喋不休、小题大做的澳洲人保持良好双边关系。但是美国炒作的这一政治事件本质上是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引而不发，其潜伏的威力类似于后来美国炸馆引起的危机，影响深远，最后引起二十一世纪初的双方冲突和中国民间针对美国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大爆发。 　　真正开始让美国视中国为潜在威胁和主要对手的，是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机和中国渡过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亚洲金融危机。两者意义内容不同，但都向美国发出信号，使其认识到要改变以前重欧战略的做法和转换打击目标。 　　美国一贯故意模糊的对台政策在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机中被迫趋于明确化，突然发现为了这个中国的最大岛屿可能要动用海军，被拉进一场美国并非迫切要打的战争之中。战争若发生在两个大国之间，双方都没有退路，难以轻易放手或主动退出。美国人虽然在海湾战争之后并不高看装备落后和实战经验贫乏的中国军队，但是挑起正面进攻仍然不是他们的最佳选项。海湾战争已经在世界上证明了美国的军事超强，对中国的仓促作战有可能在不经意间毁掉那个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不败美誉。在航母和海军方面美国保持着对己方优势的绝对信心，具有相当的把握击溃当时落后和严重不足的中国海军。但是事情绝没有那么简单，双方的战争会在中国军舰沉没之后延续下去，拖住大量的美国兵，使美军难以从容脱身，甚至被迫展开对大陆本土的攻击。 　　政治上的考虑更为复杂。美国对台湾名义上的保护，坚实的法理依据相当薄弱，不过是来自美国议会自行仓促炮制的私货，美国与台湾并非军事同盟关系，非法的“与台湾关系法”也只是提到保证台湾的自卫能力，并不能授权美军名正言顺地加入到台湾针对大陆的战火中。这是一个主要的障碍，即使是大陆率先开展登陆行动，又有所谓的亚洲民主楷模被“践踏”的借口，也不足以将美国全面卷入台海军事冲突合法化，更何谈把战火转到大陆，因为没有一个世界大国公开否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问题只是统一的方式，和平或是武力收回，这是由双方的意志决定的，很有可能最后还是依靠武力作为后盾或者武力解决。这不是对另外一个国家的侵略，美国难以像侵入朝鲜或攻打伊拉克那样召集不少国家加入自己发起的军事干预行列，而利用联合国这一国际机构通过大规模干预的决议为美国提供法理依据，也无可避免地被中国否决，几乎不成为一个选项。由美国独力进行这一对华战争，军事上并非不可能，但却无法收场，将承受巨大的代价和相当的损失。 　　1996年航母对导弹这种可怕的局面突然摆到美国目前，任意开火将引起大国之间的全面大战，作为西方世界的领袖，美国也要考虑其他盟友的意见，不敢鲁莽行事。在中国这一方面，当时军力孱弱，攻击力不强，特别是海军，只有依靠导弹和核潜艇与美国的两个航母群对峙，并无优势可言，因此适当地退让，避过了在不利情况下开战的可怕后果。由于这一危机的发生，美国开始注意到中国遵循着与己十分不同的计划，在这一事件上显示出来的结果是在利益底线上的强硬对抗态度，对美国构成一定军事威胁，虽然还不是实质性的威胁，但使美国必须认真地对待这一新的对手。美国的对台政策也随之更加受到重视，中国已经表明态度，台海可以成为朝鲜和越南之后中美两国之间的又一个战场，任何错误判断和草率行动都可能将美军卷入在西太平洋与中国的直接战争。美国之后不得不严密监视台湾当局的举动，不得行为过火，以免导致美国被迫直接军事卷入，特别是在于己不利的时间内卷入，同时着手向台湾提供更多武器装备。 　　军事上的冲突，美国有能力应对，按照例行的分析评估，损失也会受到控制，但在经济方面，美国遇到更大的麻烦，即中国经济实力逐步增强，崛起趋势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也没有中断，看来中国开始拥有避免由美国发动的经济攻势破坏自身经济体的能力。台海危机之后不久，美国找到了冲击中国的另一个机会。 　　美国在与中国的对立中屡攻不下，取消贸易“最惠国待遇”这一手段并不见效，每年到待遇延长之际，就有要求取消的声音，既来自国会也来自工业团体，但最后的辩论结果往往是延长待遇，因为现实贸易中双方的需求都很大，使利用这一手段促进所谓人权民主自由的希望落空。对中国施加贸易制裁同样没有达到目的，多种出口产品都受到过调查和威胁，施加各种制裁措施，但是中国也发布对美国的反制裁措施，针锋相对，最后还要通过谈判协调，撤销那些制裁。所以在经济上美国影响中国不小，但在对抗时期就失去效力，不由美国人做主，因此美国非常恼火。 　　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和掀起一场金融危机就成为测试中国的一种必要手段。金融风暴的发起人是以美国为基地的对冲基金，目标是各国的货币和股市。虽然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1994年就认为亚洲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缺陷，量化规模扩大，产生泡沫，因此经济危机的风险不远，但最终还要经由美国和西方的基金之手将这一学术性预测真正变为现实。美国投机基金开始集中攻击几个国家的货币，包括泰国和马来西亚，令其损失惨重，经济大幅滑坡，货币贬值，经济财富消失。对中国来说，最为相关的是香港，即将回归中国，英国管治面临终结，中国深感责任重大，非常希望能够顺利渡过这一历史时刻，但此时金融危机连累香港，并让香港成为下一个主要的打击目标。选择的时间也非常巧妙，让人发生联想，在英国人刚刚被迫撤出香港之后不久，特区政府接手之后尚未进入状态之时，西方金融大鳄的冲击已经开始落在香港头上。香港这个曾经的殖民地和金融自由市场，非常适合美国金融大鳄的运作，但以前碍于英国的关系，并未直接进行摧毁性攻击，即使对英国的货币发起过套利活动，也要保持香港在英国管治下的繁荣局面，更要特意制造出香港回归中国之后经济大幅下跌甚至崩溃的印象，以验证那些有目的地散发出的“香港已死”的预测。在人们还深度怀疑“一国两制”可行性的时候，经济状况恶化，从而强迫中央政府出手，不出手就造成香港经济下滑，失去民心，出手则更加给人以破坏承诺、干预自由市场经济的印象。因为金融大鳄以前的出手都有所斩获甚至大有斩获，所以对在香港的这一战他们还是很有信心的，并推出了不少配合理论，特别是自由市场不干预的理论，让新上位的特区政府犹豫不定。 　　但是香港特区背后的中央政府并没有在这一问题上犹豫，不允许外国势力轻易击垮新的特区，不管是政治势力还是经济势力，在香港的事务上都要逐渐由大陆来主导，不再继续是英美集团和资本的乐土。本来“五十年不变”的承诺是为了香港的稳定繁荣，为大陆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作相应的贡献，而不是让香港在回归之后反过来成为大陆的经济负担，大陆对香港的借力要持续一段时间，其间不希望发生剧烈动荡，比西方人更不希望香港的衰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直接的挑战这么快就来临了，应对不当，香港经济滑坡或者垮掉，直接影响大陆，不仅香港市民承受财富上的负资产，而且香港本身也蜕变为大陆的负资产，牵连甚广，回归的意义和正面作用将消逝。面对这一严峻局面，中央政府也不得不决定必须采取积极的对抗措施，不能回避矛盾，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保卫香港和大陆在香港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摈弃那些按照古典经济学规范提出的做法，拒绝它们对危机对策的干扰，毫不犹豫地保护自己的巨大利益。 　　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西方影响深入骨髓，西方人的思维和议论倍受推崇，很难出现背离西方说教和规则自立一说或自行其是的，更加少见直面西方的愤慨和恐吓而不退缩的。对新特区政府来说，这一点更加难得，因为其中大部分人都一向在港英政府的体制内受雇和活动，在英国人手下当差时任何言论和行为都受到督导，最终的决策人和裁判人是英国总督，英国人的判断和抉择出于他们自己的考虑，无须顾忌香港本地官员的想法和主意，面对香港以前出现的危机时都是如此处理的。港英政府内的香港官员只是处于一个英国人政策和决策执行人的位置，不必最终负责，也就很少从政策决策的角度考虑事务和行政。这一特点使香港殖民政府下的香港官员易于出现得过且过、疏于负责的习惯，矛盾上交，一切有英国人做主。一旦英国人被迫撤离，百年以来的习惯很难更改，使新特区政府的官员多少一时措手不及，在面对危机必须作出决断的时候容易出现失落和顾此失彼的情况，甚至错过采取有效行动的机会。唯一的优势是现在他们可以把注意力从英国总督那里转到中央政府，寻求中央的最终支持和政策导向。 　　西方在后冷战时期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成功控制舆论和他人的思维，一切从西方人的角度去看待事物和现象，其实际效果比用武力和金钱要更加有效和全面。对亚洲金融危机来源的解释，一般人很容易按照西方经济学、基金经理和媒体的方式解释，逻辑趋同，而在美国和欧洲对冲基金金融大鳄准备大举冲击香港港元和股市时，香港不少人出于他们受到的西式教育，从反对政府干预市场这一西方经济学遵奉的铁律出发，强烈反对香港特区政府出手捍卫“联系汇率”，希望任由香港货币上落和股市动荡，而不干预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使出现象泰国铢那样的大贬值，也要任其发生，坐而不理，目的只是捍卫他们历来崇尚膜拜的西方规则和教条，其他可以一概不顾。 　　香港境内在末期港督扶植下出头的一些政党首脑也在媒体上呼吁不要捍卫港元，任由金融大鳄往来，上下其手，反而是进行抵抗则会在未来造成无法想象的灾害，破坏香港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在政治上成为大陆的附庸，从而再也得不到西方人的信任。 　　回归仅一年时间，香港人对大陆和中央政府的揣测之心未去，这一类的言论很合不少人的胃口，特别是在面对美国金融集团的汹汹气势时，信心十分不足。学术界更加是西方理论和教条的天下，经济学教授们的解释一如既往地偏向于美国一方，中心思想就是即使遭遇巨大危机，财富巨亏，也比损害香港宝贵的自由市场经济内涵要好。像索罗斯一类的金融天才本来就是很多学者崇拜的顶级对象，而他又特别多次公开发表言论呼吁香港不应该抵抗，也不会成功，那么西化到底的学者和政客自然不会主动地改变立场，赞扬捍卫香港经济和金融的活动，而是使用教科书的语言和按照美国人的论断发表他们自己跟随性的想法。这对香港特区政府采取主动措施防范金融危机和打击大鳄的决定造成很大的困扰。当时的特区政府高层确实难以下决心，抵抗和捍卫，但前景未明；放弃，就会承担经济崩盘的最坏后果，那些偏颇的舆论和巨大压力让当时特区的主管官员十分郁闷和彷徨，甚至夜不能寐，戚然泪下。此时没有英国人在总督府作最终决定了，而且此次风暴发生于英国人刚刚离去之时，确实诡异。最后只有在中央政府的承诺和引导下，作出政治性决定，在以后金融危机冲击真正来临时，中央和香港政府已经达成共识，利用香港的经济实力和财力，全力对付美国金融大鳄和国际炒家的冲击。对决之日真是惊心动魄，以香港的全部家底与美国金融大鳄豪赌，大笔投放美元和买入港元，承接所有被抛售的香港蓝筹公司股票，最后顶住了风暴，但仍然不免心软了一下，未能严格执行清交规定，给以外资大鳄足够的时间离去，减少他们理应遭受的巨额损失。中国大陆由于金融产业的封闭性而避免承受直接冲击，在香港发生的这场硬仗成为中美双方交手的战场，香港汇市股市的稳定基本上结束了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肆虐，美国对冲基金严重受损之后，失去冲击力和必需的财力，甚至出现破产，此次由美国人挑起的有针对性的金融风暴也就走入尾声。 　　在此金融领域的对抗之后，中国成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美国转而寻找其他对手和敌人，所以中国清静了不少，再无如此剧烈的风暴袭来。在这一安静时间内美国确实没有什么心思解决中国问题，因为它自己正面对无数挑战，冷战后的克林顿黄金任期，正在充满自信地迎接新世纪之时，出现了那些美国人基本上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挑战和麻烦。二十世纪最后两年爆发的网络泡沫破灭对美国经济产生相当的震撼力，因为美国一直是以技术领先和创新闻名的，甚至对德国日本的先进制造技术和工艺不感兴趣，认为只有他们才是引领世界、创造奇迹般财富的国家。 　　通过制造网络泡沫，大量高科技公司涌现出来，大把烧钱，因为它们似乎代表了未来的收入和市场，特别是上市之后的高股价更加让那些幸运的公司得以大展拳脚。但是收入回报仍然是个问题，最后令热门的网络公司难以为继，而网络泡沫最终爆破之后，人们才能够看清背后其实仍然是金融资本运作，一时获得成功，巨量的损失主要是由被诱惑的投资者和股民承担的。网络泡沫的破灭表明美国在从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的轨道上已经无法扭转了，只有持续地玩弄金融财技，制造更多的泡沫，吸引资金和投资，才能继续维持下去。网络经济上升期间人们就有很多疑问，没有制造任何产品而只是摆弄电脑的公司真正能够生存下去和盈利吗？实体经济的基础已经被金融转移和数字代替，形成自我循环的过程，并主动或被迫地进入下一个泡沫中的循环。 　　美国起源的网络泡沫危机很快就被安然公司破产的震撼性事件所掩盖。对美国经济和企业来说，当时这一前所未有的大破产对美国经济的基石，即美国企业的冲击更大，因为新兴起的网络公司还可以有破产的借口，而美国前十大公司之内的公司遭受破产则很难让人接受。更有甚者，安然暴露出美国公司的软肋，即做假账、蒙骗股民和监管机构、虚报收入，这些都让人对上市公司和跨国公司产生疑虑，也对美国产业内的监管会计审计等都连带产生怀疑和不信任。美国的企业就是靠名誉和品牌经营向外扩展的，一旦声誉受损，受到怀疑，整个体系的运作都受到威胁，包括政府的监管职能。安然事件的一个间接后果，就是以前曾经是极不受重视的偏课“商业伦理”和“企业责任”，因为美国自己的恶例而被突然加以强调，世界各地大学里的经管硕士课程都开始大讲特讲。在安然事件之前，公司首脑肯.雷的业绩被作为典范写入美国企业管理的教科书，其大胆创新的精神值得所有美国公司学习，使安然由一个地区性企业暴涨为跨国大公司，这是每一个公司主管都梦寐以求的事，毫无疑义要尽力模仿和赶上。 　　安然破产之后，形势大变，美国大学又开始寻找新的典范，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种企业领导人的出现是公司极端追求利润的必然产物，是经营环境所致，必然层出不穷。 　　网络泡沫和安然破产两例实际上都是对美国的警示，提醒人们在美国面临的风险远大于回报，那些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模式和规范存在着很大的漏洞，经济模式并非健全无误，即使对非美国人来说仍然具有很大吸引力，被视为楷模，却一再暴露弊端，直到再次爆发。贪婪本来已经在网络泡沫和大公司破产中表现无遗，这一痼疾却让其他事务和美国政府的欺骗行为所掩盖过去。 　　令人更加失去信心的是“9?11”恐怖袭击事件，不仅令反恐成为时尚，限制了美国自由社会的内部机会，包括资金的流动，更将美国的注意力和精力转向海外，连续发动对外战争，动用大量军队和资源，追求实现海外目标。 　　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新保守主义利用甚嚣尘上的爱国情绪占领了美国政治的中心舞台，成为社会活动的中心思想，主导了美国舆论媒体，使美国人在将近十年的时间中变得谨小慎微，丧失无数权利，陷入新保守主义的陷阱而不能自拔或没有勇气自拔。此时的美国与以往历史都不同，具有狭隘的视角和关注点，不顾其他，像一个蒙眼的疯狗，咬住任何可能的疑似目标，对失去道德高地、军事行动理据和可行战略等的质疑，一概置之不理。军费的支出更加惊人，两场战争耗费美国万亿美元，时间拖长至十年，超过了越战。按照奥巴马的讲法，美国将大部分的兵力和资源投放到伊拉克战场，国家的外交重心和国民注意焦点也集中在伊拉克，畸形发展，然后是阿富汗战场，漫漫无期。美国最初绝对没有想到会拖延得如此之长久，特别是阿富汗战争，原计划在打败塔利班和降服个别反抗的部落武力集团之后，短期内结束军事行动，然后期望顺利安全地推行美式架构和扶植代理人政府，直到安然退出。美国政府起初认为这些步骤都是可以按部就班地进行和终止的，但是事情并没有像预设方案和好莱坞大片脚本般地发展，军事行动仍然在继续，规模不断扩大，战果和控制区域则逐渐缩小。两场海外战争让美国失血和失去豪情胆气，前景依然暗淡，在未结束所有这些噩梦的前提下，美国智囊们只有像在越南战争中那样，继续挣扎下去，连随后上台的魅力总统奥巴马也无能为力，别无选择，只能作出阿富汗增兵三万的痛苦决定，与意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相对照，实际上是把自己推上战争总统的位置。 　　同时，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极端性在战争的背景下迅速高涨，垄断了美国舆论和思想界，使大多数美国人在一种特殊的强烈的恐惧感之下噤若寒蝉，一向甚为引以自豪的所谓言论新闻自由，在短期内就变为十分可疑可怜的自我吹嘘，连那些媒体明星也变得言不由衷，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限制，最安全地是尽力鼓吹爱国主义，呈现一派全面向右转的景象。这一强烈的单一倾向和趋同性进一步激化了美国内部左右翼之间的冲突，难免在布什政权后期引发关于前景和政策的普遍争论，直到2008年大选，新保守主义在共和党失败后突然陷入低潮，不复时髦，对美国公众和媒体的洗脑效果大减。当然美国人并不会就此承认他们发动两场海外战争的不合法性，这是他们的底线，任何美国政客都不想跨越，即使是像奥巴马这样公认的开明人士也在诺贝尔颁奖礼上为美国尽情辩白，但是战争的残酷和耗费却是无可怀疑的事实。这些年之间美国的重心放在那些非常恼人的问题之上，两党之争，左右翼之争，蓝红之争，不亦乐乎，壁垒鲜明，争吵激烈，情绪激动，确实无暇旁顾，直到奥巴马上台才理出些许头绪，被赶下台的共和党政权短期内丧失舆论和政策的主导权，单边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受到沉重打击，开始淡出，一时变为不时髦和政治不正确的同义词。 　　在美国陷入各种内外麻烦和新保守主义高潮的时候，转过头来，突然发现中国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可以与西方强国并肩而且逼近美国的位置，自然引起美国警觉和相当激烈的反应，匆忙调整政策和关注重心。症状之一就是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债主，美国的富佬形象转变为以借贷为生的平民。 　　美国在二十一世纪初积累了巨大的贸易逆差和天文数字的债务，包括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国债和各种机构和公司债券，数额庞大得令人难以置信。这些都需要外国投资者的注资才能实现，而正在发展的中国成为一个格外突出的买家。这已经违背了经济学的常识，在中国国内广泛流行的曼昆所著《经济学原理》这本教科书里边，已经对这种资金的逆向流动提出质疑，当时还只是2001年，中国刚刚开始购买美国国债，其后的发展超出想象，对美国人来说更是不可思议。 　　二战之后流行的发展经济学解说应该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多余的资金，形成巨大的海外投资和扩大本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国在七十年代之后也是几十年如一日地积极吸引美欧日的投资，但形势的演进最后却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债主。无论如何，富裕发达的美国变成中国的债务人并且无力还债，这让美国在霸权笼罩全球的盛况之下突然发现自己的软足。美国人目下仍在享受中国送来的资金，保持他们利率的稳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而且实际上中国购买美国国债也间接为美国的海外战争提供资金，中国八九千亿美元的国债基本上与美国近十年来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的庞大军事开支相当。 　　出现这种状况并不是美国对中国的增长和动向放任不顾，或防范之心有稍许松懈，而纯粹是因为在多重泡沫和海外战争的背景下，被迫暂时不将对华遏制放在优先考虑之中，轻重缓急次序发生变化。这段时期内，美国对中国的打击主要是侧面的、间接的，在冲击香港联系汇率制度和金融体系之后，美国也对中国在欧洲的利益进行打击，1998年用导弹攻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是前所未有的侵犯领土主权的行为。说它是间接的，是因为美国政府尽快采取了挽救措施，使双方冲突未能升级，一向受到中国人赞许的克林顿多次公开道歉，在国际舞台上一贯傲慢的奥尔布赖特女士也紧急行动，按照中方的要求处理后事，结果使紧张状态下降至正常状态。虽然这一恶劣事件在中国民意中留下深远影响，但当时并未重创双边关系，以致中美双方能够在1999年年底、炸馆事件几个月之后就结束了长期难缠的入世会谈，达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 　　中国同样没有给美国造成重大麻烦，特意韬光养晦，没有出头对抗美国在世界上疯狂无忌的单边主义行动，避免招来美国的特别关注。美国也愿意先集中解决它自认为首要的问题，再转向应付下一个问题和挑战。可惜这一次美国没有能够享受到充分的时间间隔进行分项打击，在它准备集中对付中国之前，被迫打击伊斯兰激进恐怖组织，而在美国尚未解决棘手的战争问题时，已经被迫面对新兴国家中国在实力上的挑战，即连续超越德国和日本，在总体实力上成为美国之后的经济大国。虽然并不是中国特意要以实力恐吓或挤走美国，只是经济实力上和美元储备上呈现一种上升的惊人趋势和扩张的迹象，在二十一世纪初的几年之内就与九十年代大为不同。美国虽然不愿意看到这一日渐临近的竞争，但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减缓竞争的冲击和从耗费金钱的漫长战争中及时抽身。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也迅速蔓延，让美国措手不及，后来轰然引爆全球金融危机，美国最为拿手的金融财计落空，虚拟经济泡沫被戳破，此消彼长，制造出一个难得的机遇，使中美之间战略地位的调整易位开始具有切实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第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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