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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两百年之大变局 　　变化无限之道 　　1824年，美国著名的政论家和散文家爱默森（Emerson）不知何故写下了他评价中国的一段著名而又过于激昂的文字：“我们越是委屈自己去做观察，越是觉得那个蠢国家的可憎。中华帝国恰如木乃伊一般，三四千年来丝毫不变地保持着世界上最丑陋的形态……即使可怜的非洲人也能说他们伐木引水，推动了其他地方的文明，但是中国，崇高得单调无趣！古老的白痴！在各国聚会的场合上她唯一能说的话必定是：‘我沏好了茶’。” 　　作为日后影响美国社会至今的早期思想家，爱默森如此爆炸性的言论确实反映了当时很多美国国民的情绪和对中国的负面看法。盛名留诸青史的爱默森此时也才21岁，主持一所学校，后来又通过在哈佛神学院的学习而成为牧师。年轻的爱默森就代表着年轻的美国，牧师的职责就是代替上帝基督布道，这两种背景都与古老的中华帝国完全相反相斥，爱默森恣意咆哮的源头也就十分清楚了。当时的美国人已经自主地确认他们完全有别于以往的传统，包括老欧洲的传统，更能代表上帝，而拯救世界上亿万不信基督的野蛮人，将其变为虔诚的教徒，又是像爱默森这样的牧师们最崇高的人生目的。出于这一立场，爱默森对于中国这一非常异教徒化的文明是否有必要存在于世都可能深怀疑问。与所谓的“不自由，毋宁死”时髦口号相对的，就是不转信基督教就面对被灭绝的结局，这一白人国家和个人踏遍世界各地都极力遵循的不二法则。非洲人相对轻易地被欧洲殖民者征服和转而信仰基督，似乎还有被拯救的一线希望，而神秘的和特立独行的中华社会最让西方人士头疼，遭到一概否定，否则上帝的意旨和基督独尊的模式就有受到质疑和挑战的威胁。基于这种敌对意识和自我肯定的信心，爱默森在他的滔滔雄论中表明了他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爱默森的判断来源于他自己对历史的解读，虽然不甚了解以往的中国，但既然中国延续了那么多个世纪的体制即将在他生活的世纪或随后的世纪中不可避免地被西方人的模式所取代和征服，也就不需要再费心思去考虑历史上的漫长演进和自然更替的规律，中式社会看不到未来的希望，自然就该至此寿终正寝，今后的主宰者将是那些在上升时期内横跨大洋、四处择地定居的新政体和新型种族。本身富有遗产传承的英国人尚且不愿完全抛弃历史，对英国人来说，十九世纪值得分外缅怀和珍惜，但愿以往步履艰难的历史能够永远定格在那一个意气风发的时代。而对于立国仅有几十年之久的美国人来说，历史刚刚开始，一切皆有可能，而且一切都在按照他们的意愿和规划进行，切切明证前程远大，值得为之奋斗和不惜一切地获取。他们已经没有耐心回顾过去，专注于眼前的生存、发展和繁华，谋划未来最有利于自己的世界格局，创造出新的历史，由他们主宰的历史，与之前决然不同、今后也不容置疑的历史。 　　美国人这种高涨精神和蔑视常规的心态，非常适合于鼓励当时的人们追求惊人奇迹，盖世功勋，建造爱默森一类的思想家无比向往的新世界和乌托邦，将过去和异教永远地抛在身后，在他们手中达至涵盖一切的“历史终结”。 　　当时的中国遭到爱默森的特意贬低，原因之一是它那与欧洲平行的模式，正在被欧洲和美国的兴起所排比下去。以往的欧洲并不缺乏对中国和东方的向往，在他们混沌落后的黑暗时代内，中国的秩序、富足和先进社会管理机制一直是欧洲人自认难以比拟的，他们所处的疆域不过是欧亚大陆西边的一个半岛，绝非世界中心，因此存有某种潜伏的自卑感。即使在欧洲近代民族国家萌发和建立的时代，也不过类似于中国战国时代的文明国家形成的阶段，由封建的领主制进化到了民族国家和集权行政的起步过程，中国那些流传久远的文明特征，包括文官和科举制度，仍然是供文盲遍地、武力征伐和暴力行政的西欧进行参考的重要坐标。但是在西方民族国家的雏形立住脚之后，暴力模式继续得到充分发挥，海外开发掠夺顺利，财富积累加快，整体实力增强，又设立了与扩张适用的新规制，行政效率提高，反过来开始产生对中国的固有模式和运作方式的不满。西方国家必须要在与中国的贸易竞争中占到上风，依靠初期工业化的经济和贸易财富去压倒传统的农业商业社会，如果竞争失败，就可能反过来加大自己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风险。十九世纪中期之前西方特别是英国无力达到这一重要目的，产品贸易呈现负面，经济总规模也离中国有相当差距，最后只有采取最简单也是他们最擅长的办法，通过海外战争以武力解决，打开市场，并植入和施行自己设立的国际关系和贸易方式。 　　因此，取代中国式的传统架构，扩大本身模式在世界上的应用和被接受范围，就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之后几个世纪内的一项神圣使命。基于竞争的理由，十九世纪的欧美人士对平行的中国模式和其他非西方宗教式的模式，都感到十分的厌恶，视其为不文明的表现，甚至根本谈不上是一种文明。在爱默森发出针对中国的大胆高论之时，英国人尚未发动卑劣的鸦片战争，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十分有限，政府与中国的清朝廷交往极少，在外交和基本态度上也谈不上强硬。即便这样，他在学习思考的过程中也会自然地对自己钟爱的西方模式之外另类模式产生负面印象，闻中国事物而生厌，再加上中国的历史实在过于长久，久到了年轻美国人无法想象的地步，自然要被视为面临淘汰的对象。 　　由此可见教育的力量是如何强大，不仅儒家的传统可以流传久远，刚刚立足的新兴文化也通过教育体制和不懈努力将本国青少年成功洗脑，让他们自然而然地提前形成忠于自己意识形态而鄙视其他所谓异类方式的思维习惯。 　　在这种流行心态之下，远在美国的爱默森和他的很多同胞都对自己朝气蓬勃的国家和基督新教充满信心，随之表现出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不屑一顾，归之为僵化和无趣。这种美国人独有的信心在随后的一个半世纪中迅速膨胀，直到又一个新世纪开启之时才略有收敛，稍微增加了一些评价中国历程的客观度，也让人们有机会再次检视人类判断历史长期趋势的真实能力。当美国人终于开始意识到需要直面应对中国改革持续进展和迈向一个新的强国的可能性时，《时代周刊》1993年的一篇文章特意为爱默森的放言和孤陋寡闻加上姗姗来迟的补充修正，“中国还产生了诗词、绘画、丝绸、鼓风炉、水力梭机、火药、火箭、罗盘、纸和活版印刷，更不用说其他对人类数不胜数的贡献”。除了本身就神秘恒久的茶之外，中国远在西方发达之前就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长期性的各项重大贡献，并不应由于西方近代，特别是十九世纪的强势崛起和中国的一时颓败，而被加以彻底否认。 　　以上这一容易被过往繁复史迹所淹没的事例，从一个侧面证明，人们观察生活和社会的角度和深度都无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各样的局限，特别是历史阶段上的局限，即使像爱默森这样杰出的、受人崇拜的西方观察家和思想家，他们作出的判断依然无可逃避地带有现实主义的色彩，虽然一时理念先进和锐气可嘉，却无意中留下可观的漏洞和给后人以偏激的印象。美国人为尊者讳，爱默森贸然评论中国并不是他丰富著述的主体，青年期的独特敏感度也可以理解，但这种从过去的心态和言辞措置到当代明显更为客观的表述，背后反映的却是两个国家之间实力和影响力的根本性转变，也是中西两种模式之间的长期相互比较和再平衡的结果。概而言之，诸多关于历史进程的结论和发展预期都是在严格参照现实实力和格局的前提下才作出的，也就是说政治渗入学术，加上人的本性和利益关系所至，进而有选择地、过于偏执地对眼前的事物作出主观判断，宁可过犹不及。 　　在爱默森发出激愤之言的近两个世纪之后，中国的历史演进和复兴过程才稍现轮廓，被定义为二十一世纪的重要里程碑。这个历史间隔段在现代人的眼中显得分外漫长，难以忍受，但相对于欧洲的千年混沌和落后，仍算是世事重大变迁中的一个短暂的曲折。从不同的角度和所处位置出发，历史观察的覆盖段不同，进而影响到人们对时事和短期现象的格外注意和过度解释，并促成某些思想方面的无形禁锢。本来中国历史的反复循环就给人以重复之感，养成不以一时之势定论的习惯，即通常所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象，司空见惯。但是人们迫于近现代局势的超强压力和紧迫性，三十年的短期也长过世纪，因此普遍倾向于遵循见效快的宗旨，最简便的就是模仿西方，抓住那种已被证明有效的模式，进行仿效和全力追随。 　　西方人和美国人，充分享受了近现代大势的成果和既得利益，满意自己的环境和实力地位，更加难以克制的自傲和短视，将自己的模式推向神化和唯一的高台，利用各种方法维护它的地位和不可挑战性，漠视长期历史中必然隐含的未来发生变化和扭转的可能性。西方人在两个世纪内形成了独特的唯我独尊的意识形态及解释方式，反过来又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在机会主义的动力下将现成的模式神化和宗教化，即使处在积极发展赶超的过程中也自卑不已，最后丧失独立思考和挑战的能力，墨守西方人的思维范式，更无须谈摆脱和超出。 　　类似爱默森这一类的偏颇观点和之后出现的似乎公允的再评价，不仅是在认知上的平衡修正，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各个国家和文明所占据的历史地位的持续转化，此消彼长，上落不停，永无止息。如果着眼于评价现实社会，许多当代人作出的假设和理论尚属言之有理，在具体实施中也行得通，对某一特殊模式的沉迷都无可非议，但是将其推之于长期历史的广泛性定论，仍然有可能最终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就好比智者爱默森的中国评语那般的可笑和浅薄。能够进行广度观察和超越年代的局限，去归纳和点明一些不易觉察和掌握的规律，已然就是哲学家了。即如中国的老子，所述十分超然和广义，因为人们获得的经验和得出的结论都需要被反复验证，才能习以为常，而不是轻易下结论和评价正负因果，特别是需要经历几个反复的循环过程，才可以避免高峰期和低谷期之间常见的扭曲现象和摈除特殊诱导因素。西周以降至战国，时间间距已然足够长，之前文化和王朝发展的历史也相当之长，又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动和分化，属于“礼崩乐坏”的大变革时期，兴衰过程反复重演，给人以初步的实证机会，为当时的思想家们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参考物和政治兴衰实例，给他们机会发挥各自的智慧，总结人类历史进程和构建新的体系，包括思想体系，直到后来形成诸多思想学派，百家齐鸣。 　　但是老子仍然发现这一任务甚为艰巨和困难，自然规律的存在显然超出人类的理解和掌控能力，惟有将其归纳为“道”，超过所有能够总结出来的规律，“道法自然”，施诸于社会，则“无为而治”。自然的循环规律恰好也证实人类社会和政治层面的相似轨迹，因此有助于人们客观地考察自然以及社会的各种现象并预期未来。 　　虽然老子从“道”自然引申而出的“无为而治”政治理念可以用于治理国家，但真正具有长远意义的则是历史观察方法，由于难以避免由短期矛盾现象而带来的困难，因此，一是大略地归于“道法”；二是逃避，至后世演变为道教的产生。如果他再去研究自己熟知的中国之外的西方各类社会，比如，涉足和讨论大约同时期内在欧洲称霸的希腊罗马文明及其思想经历，则会更为感到茫然。 　　无论如何，老子的“道”论中已经包含了历史循环的意义，并且在中国漫长历史上得到证实，被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实用智慧，中国日后的封建帝国更替，印证了这一反复循环的路径，而民间文化中的财富和地位巨变更加佐证它的普遍性。唯一被忽略的是反复循环过程中螺旋式上升的趋势，不断将社会和人类推进和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真实的中国远非爱默森所说的数千年不变，其中生产技术、财富创造方式和社会管治方面的变更提升十分明显，使中国能够在千年以上的时间里维持世界领先地位。即使在往复循环的历史中，人们仍然能够通过不断打破过去的限制而取得突破，之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路径。到了宋朝，中国的富裕程度和商业活力，举世无匹，成为中国经济繁荣的一个突出历史标志。这一高地，被马克?埃尔文归纳为“高水平均衡陷阱”，居于当时和之后多个世纪内世界上少有的成熟发展高度。如此一个运作相当完善的模式，自然也就相应地遇到一时难于再次打破的瓶颈。正当中国社会正在面对这一循环中的局限和“陷阱”，并积聚潜力爬出之时，那些通过其他途径骤然崛起的西方强国贸然来临，给十九世纪的中国带来巨大的外来冲击，之后被迫转型。 　　西方人评价中国现状及以往历史，基本上集中在西方近代兴起之时及以后，特别是十九世纪之后，这就使他们所作出的观察思考均带上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完全无视中国之前的成就和经验，因西方的后起先进而采取俯视和否认的态度；二是忽视中国历史上已经习以为常的兴衰转换的观念，在自己勃然兴起之后即忽视再次发生逆转的可能，中国的复兴和西方走向平庸都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只限于研究设计西方社会自身的改善和修补，将自己摸索解决当前问题的举措，树立为在中国一类的欠发达国家中行事的铁律和宗旨。第二个特点的影响最为广泛，直至今日，虽然明显偏颇，但仍然有效地阻碍了西方人进行更为深刻的、实质性的反思，从而使他们的历史和趋势研究都更加表面化和单向性。 　　能够摘取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道”和长期往复观点的西方人甚少，但却不乏利用历史的阶段性进行单方面分析和解释的人，目的不外乎确证西方模式的永久性和世界唯一标准的必然性。哲学大师黑格尔充分汲取西方文明上升阶段喷涌而出的学识、探索和思辨，总结出深奥的“历史哲学”，阐述否定之否定，描述历史演进中的普遍原则在阶段性扬弃中的螺旋式进展，每个阶段均不可少，但最后都归之于德国（普鲁士）特征的“绝对精神”，以证实新兴国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以及它们所表现的最佳状态和完美性，也就是人类思维精神能够达到的最高极限。虽然当时是十九世纪，但这一新的历史哲学和宏观概括可以说就是一种早期的“历史终结”论，黑格尔首次通过西方为主体的历史哲学来分析把握历史的本质，构造一个全面的体系，在他之后的西方许多著述不外乎是继续书写版本更新的“历史终结”论。 　　由于马克思创建了另一种“历史终结”构想，在黑格尔的分段式历史哲学之上的封建主义、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历史进程，竖起一个对立面，那些西方著述就更加需要以自己的终极目的取代对方的目的，极力论证现实社会中已经达到的一些阶段性特征就是达致人类理想终点的标志，只需加以固化和延伸，而不是探索追求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希望借此定论，排除掉非“主流”方式（如马克思主义，集体化大同）在未来获得成功的可能性。 　　黑格尔历史哲学架构中的合理性，在于包含了进步的阶段性和辩证思维的本质，即存在继续升华和再次聚合“绝对精神”的机会，达至某一特定目的和境界。如何界定这一目的，则因人而异，但必然应该汲取了之前的优点，使之更为完美，所以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在本质上属于对未来的一种乐观态度，清楚地反映出当时西方近代史上升时期内的一般人和思想家充满憧憬期望的高昂情绪。在两次世界大战让欧洲人对人类的文明性彻底失望之前，这一主流的前景预期是合理的，是遭遇初次挫折之前的亢奋表现。“绝对精神”的架构除了被人为设定的最终阶段部分外，与中国的传统思想和历史观有一些共同之处，如果辅之以老子的“道”以及自然无限往复的内在永恒规律，将能够更为合理地综合与解释复杂的历史过程，以及未来出现的结构与性质的持续变化，在摆脱中国近代前的“高均衡陷阱”以及其他现代高级发展阶段的新症结之后，进入到又一更高境界。 　　黑格尔之后，历史哲学已经建立，即使是学术大师也很难再推出全新的宏观结构去考察和归纳历史的长期趋势，譬如布伦代尔研究的长期经济发展现象，和华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均是付出了巨大努力的学术尝试，但比起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辩证体系和老子的“道”统则显得短期性更强。英国的琼斯教授以考察欧亚长期历史出名，远至欧洲中古，跨越千年，进行过少有的双方之间的广泛对比，但研究的最终目的和成果是论证“欧洲奇迹”以及西方崛起的必然性，在论述当代和二十一世纪中西关系和走向时，依靠的还是“美国例外论”和中国跟随模仿的通用思考范式，特别集中在中国基本上不符合美欧新制度经济学设定规范而引发的种种弊端之上。其他很多讨论所谓“大趋势”的著述所论及的也是在美国例外、欧洲领先这一固定格局下的一些技术性议题，不外乎一二十年内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且越接近二十世纪末，论述的覆盖期限也越短，因为论者确实不好作出切实的判断，很难断定将会有何种新事物出现或发生巨大事变，即使借助超高速计算机也无法算出，判断出错或者预期迟滞的事例并不少见，因此只有把那些大趋势的覆盖时间缩短。另外一种手段就是多在技术层面发出预测和估算，更为有把握和相对准确度，譬如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多久会倍增，或者股市上落、经济增长率、人口增长、气候变化等，特别是对计算机和互联网在未来社会的作用，出现过一些提前预期，在二十一世纪初似乎已经应验。 　　学术界面临着如何看待今后的趋势和走向的压力，作出长期分析和未来判断具有特别的困难度，如果没有足够的信心和准备，那么最佳的选择和最简单的作法就是依照现成的成功模式，稍微加上一些最新数据和推演，就可以成文。这样的研究自然欠缺长期性和前瞻性，基本上满足于固守已有的观念，仅将新的现象和数据加入而随时修改。即如近期特别受到关注的气候变化问题，到底是地球暖化抑或是即将进入新冰河期，仍然在争论之中，每年的重点和舆论走向都不一样，前景判断依然含糊，甚至要依靠政治力量和媒体鼓动而导偏到某一方向。这说明人类对社会和世界的理解和认识仍然十分有限，习惯于被眼前的现状所局限，也相应地减低了对人类社会制度思想等深刻变化的兴趣和预期能力。 　　思维模式的固化十分有效，趋向求简，而不再寻求远视或逆向思维。譬如，关于压倒一切的“美国世纪”，确实很现实，令人无奈，又谈何更替。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二十世纪其实只有一半可以称得上是“美国世纪”，始于美国人至今赞叹不已的“最伟大的一代”，在苏联的进逼下还带不少勉强。二十一世纪初仍被人们称之为“美国世纪”，只是更加勉强，金融危机作怪，内囊尽露，依靠全球化才避免大衰退再现，后半个世纪的进展十分难以预料。那么到了二十二世纪，还是“美国世纪”？习惯于这个“美国世纪”概念和框架的人和国家就再也推想不出别的或新的格局？按照美国经济虚实相混、负债累累的可疑现状，美国到那时能否仍然是真正的世界大国之一都还是个问题，出现苏联式严重缩减或者美国式的重大内部切分也并非毫无可能。那么下个世纪内西方以至世界的理论基础和文化内涵还都是以美国为标签、为依据？从西方的立场观点出发，他们宁愿相信这样一个或数个未来世纪，但“美国世纪”的理想境界能够维持多久，在趋势上并不令其乐观，完全据此推出的预测和展望都含有相当的不确定性，表现出的只能是论者的墨守成规倾向而已。 　　美国的衰落在数次成为时髦的话题之后已经不再新颖，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也是例证之一，但由于之前美国确实渡过了一些难关，以致反而不再成为令人感兴趣的新话题，论者出言变得谨慎，不如保守一点，相信美国恢复之后将再次引领世界。相反，每次美国露出衰相时，都随之出现众多为美国辩护的专家和著述，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们必须这样做，如果任由美国沦陷或衰落，或者仅仅作出类似预测，都将是灾难的开始，那些至今为人们所熟悉的大部分社会体系和生活方式可能都要遭受改变，特别是将美国作为人类进步最终阶段代表的良好期望可能就要落空，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想象和不能接受的。出于他们对西方文明的依赖和绝对信心，自然要利用各种理论和实例来维护美国这一方的形象和感召力，以保证他们对中西方对比提供的最终答案仍然有效，模式仍然无可质疑。 　　这种既有利益背景又有意识形态导向的思维流，最后引发出明确的“历史终结论”，决定性的前提条件是美国成功结束冷战和击败地区强权伊拉克。 第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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