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的爸（1976至今）：风云变幻时机终到，吴敬琏成为“吴市场”
成熟的我（2007年）：  路漫漫兮生命伊始，探问吴晓莲究竟是谁？

成熟的爸  高速爬格子

　　顾准临终前嘱咐吴敬琏“守机待时”，但是至于什么时候“机”才会出现，当时他们两人心里都没底。顾准走了两年之后，这个“机”竟然奇迹般真的被“待”来了。1976年10月6那天，吴敬琏推着自行车在大街上走着，得知“四人帮”被逮捕了。12月，他参加了由他的老师于光远发起的如何在经济学界“拨乱反正”的策划，从那时起，以致整个70年代后期，是吴敬琏发表文章的高产期。他在“文革”后期所读的书、所做的探讨和思考一下子有了出口，于是他就夜以继日地写文章。
　　他在那个时期的文章，有许多是与周叔莲合写的，有时还与另一个作者汪海波合著，他们是复旦大学的同班同学。吴敬琏、周叔莲和汪海波合作，一般先在一起讨论，然后由下笔快的周叔莲和汪海波写第一稿，由考虑细致的吴敬琏修改，中间也沟通交流。周叔莲家住“学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大院，离吴敬琏的母亲家很近，周末吴敬琏回母亲家时，他时常过来两人一起讨论。我和妹妹对这位周叔叔自然非常熟悉，但是不记得他跟我们说过话。我印象里他是一个比我爸爸更书呆子的人，一门心思就是经济学，进了我们家的门，便目不斜视地到爸爸房间去，坐下来就开谈。他们俩不面谈的时候就通电话，那时候很少有住家有电话，吴敬琏也只有在母亲家的时候，才用那里的电话，长时间与周叔莲谈他们的稿子。几十年后，周叔叔跟我说，当年他是在他夫人彭韵倩的办公室里跟吴敬琏通话的。周末办公室里没人，正好他可以几小时地跟吴敬琏讨论。
　　吴敬琏的写作，多数是在我们在北师大的家里进行的。那时我们一家四口人仍住在大筒子楼里那个14平米的房间里，房里的全部家当是：爸爸妈妈的双人床，我和妹妹的上下铺，一张书桌，一张饭桌，两张桌子间夹着钢琴，铺边一只五抽柜，两只木凳，两只折叠凳，一把椅子和一个小马扎。1976年后，我和妹妹开始学习文化啦！对我们那倒不一定是什么值得兴奋的事，我是要告诉你的是，我们从那时起，每天放学回家后就“霸占”了家里的两张桌子。爸爸写作的固定位置是双人床的床沿，他在床上垫了一块三合板做的象棋棋盘，稿纸放在上面，人半蹲坐在马扎上，勾着头在那里写出了一批按当时的标准来讲很有深度的文章，也写出了严重的颈椎病。（最近听人说吴敬琏在中欧管理学院讲课时突发心脏病送医院抢救，其实还是他那严重的颈椎病所致，在面对着学生们时突然转头用激光笔指背后的投影时引发了晕厥。）奶奶最心疼他，当时就跟我说：“你爸爸整天在那儿爬格子，脖子都快要爬断了。”
　　当然，我和妹妹也不总是占着桌子学习，因为我们每天不得不练琴。她拉小提琴，我弹钢琴，居然常常在同一时间里各练各的，杀鸡宰鸭一般。可我父母就是情愿把他们自己沉浸在如此噪音之中，还是坚持要我们学琴练琴。而爸爸的脑子不知是什么特殊材料的脑子，耳朵和神经受着如此刺激，思想居然可以源源不断地由一支圆珠笔，转变成激扬的文字。
　　从后来出版的吴敬琏集子里可以看到，70年代后期他所写的文章，涉及的方面非常广，包括按劳分配、批判专制主义、社会主义经济与价值规律、商品经济、企业经营机制、知识分子的作用和政府的政策、大寨问题，以及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

井外的天

　　“文革”一结束，我爸爸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他要出国去看一看。当时我纳闷，他怎么就知道外面还有一个世界呢？作为他的女儿，1976年的我，心里装着的外国一共只有苏修和美帝那两个大坏蛋，我自然是做梦也没有想过要去参观访问他们。那个年月里的我们都是井底之蛙，“爸爸青蛙”虽然知道井外还有一个天，却不告诉他家里的“蝌蚪们”，或许是认为她们在井里安安稳稳地生活也不错，而他自己在机会来了的时候，是多么渴望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
　　吴敬琏的第一次出国是1978年去希腊参加一个经济学的国际会议。那次出国令他大受刺激，原来在他被关在井底做青蛙的二三十年里，国际上经济学理论有了如此长足的发展，以至于他在那次会议上，根本听不懂国外经济学家们在讲什么。不是语言上听不懂（跟他去的有外交部专职翻译），而是在经济学内容上他根本听不懂。可他是个经济学家啊！他决心发奋赶上。说干就干，要补的第一门课：高等数学。48岁的吴敬琏成了北师大数学系微积分和线性代数这两门课的本科旁听生，上课认真做笔记，回家又做作业，并让夫人帮他请了个讲师来家给他开小灶。

耶鲁“汲水”

　　1983年1月吴敬琏靠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来到美国耶鲁大学，他的身份是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赴美访问学者，但５３岁的他，拿着个笔记本，从本科生的基础课程到研究生的讨论会都认真参加。他那时结识的一些年轻的中外研究生，现在不少已经是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了，当时大家都关心着文革后中国的经济前景。
　　当时和我爸爸在耶鲁结识的人里，有一位名叫白瑞?诺顿（Barry Naughton）的美国研究生，现在已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经济系主任好多年了。有一次他跟我和我妹妹聊天时提起多年前我爸在耶鲁的事，我妹妹问他当时知不知道初到耶鲁的吴敬琏教授从来没有受过系统的现代经济学训练。他回答说，当时没人往那方面想。美国人就是天真得可爱。
　　中国社科院的一名正研究员，也相当于大学的正教授，在美国同行们眼里是一个相当受尊重的学术地位，加之20世纪８０年代初，能与中国大陆来的经济学家亲自交流，对美国的学者们也是很难得的机会，所以那时耶鲁的教授们经常邀请吴敬琏和他们一起座谈或吃工作午餐，意在讨论一些新出版的经济学书籍和对经济学的热门话题进行交流。然而有一点是那些美国名牌大学的教授们不太清楚的事，就是吴敬琏这位中国经济学家，在长期封闭的环境中受政治运动之累，对现代经济学尚在“补课”阶段，每一次与美国同行们的交流之前，他所做的准备工作都等于在弥补几年，甚至是十几年前流失掉的时间。对这一点吴敬琏心里比谁都明白，因此他非常紧张。他紧张那些书是自己没看过的；他紧张那些论题是自己不熟悉的；他也紧张自己的英文尚不够流利，所以他一刻不停地学习，一刻不停地汲取。就这样一年半下来，他在耶鲁这所美国著名高等学府里，半做学者，半做学生，刻苦努力到几乎筋疲力尽。离美回国前，他去夏威夷参加了一个国际研讨会，本来还安排了一个途径香港的会议，结果等夏威夷的会开完，他觉得自己的舌头都不能打转了，如果再去香港说英文、谈经济，恐怕实在力不从心，于是临时取消了香港之行，直接回到了北京。他的好朋友、经济学家周叔莲说，吴敬琏从耶鲁回来头发都白了。
　　那次出国一年半时间，不仅是吴敬琏第一次访问美国，也是他至今出国时间最长的一次。从他带回国给家人的东西来看，“洋荤”倒是不少，有飞机上发的果酱、刀叉和布拖鞋，也有旅馆里发的肥皂、浴液和洗发精，还有在美国的亲戚们送的几件衣服，还真让当时的我这只“井底蝌蚪”看得眼花缭乱。然而，他带回国的真正“大件”，是送给他单位的一台Ｄｉｇｉｔａｌ牌的计算机。他在美国已经开始学习用计算机。而当时国内的研究人员用计算机的人还很少，他送给社科院经济所的那台计算机，一直到他1984年底调离社科院去国务院经济发展中心工作时，还被封存着没拿出来使用过。
　　他从美国带给家里人的东西，也有一样算得上“技术革命”的，那就是彩色胶卷。他带回来的几卷，送人之后自己家就剩下两卷。用第一卷的时候，是我们家第一次拍彩照，很兴奋。因为家里人多，爸爸说每人只能照两张，为这事我还和他闹了一场别扭，因为爱虚荣的我太想多拍几张彩色照片了。最近和周叔莲的女儿周平聊天，她说当年我爸爸在耶鲁期间，曾经托人带回国一卷彩色胶卷送给她家，他们拍好后，托人带回美国，我爸拿去冲洗好了再托人带回来。她说从那之后不久有人给她介绍对象，互相交换照片时，她送给她后来丈夫的第一张照片，就是那些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跨洋过海好几次的首批彩照中的一张。
　　　　其实，那时福特基金会给中国访问研究人员的钱并不少，但是当时国家的规定是一名公派研究人员每月只能拿450元美金，多余的一律交公。按美国的生活水准，用这点钱交房租、吃饭、买书、买保险等实在是非常紧的。好在我爸爸本来就节约，又加上一直忙着工作和学习，除了每日在家煮大白菜，外加美国价廉物美的烤鸡腿以外，没地方也没时间花钱，所以他不但自己够用，攒了钱给单位买计算机，另外还存了一些钱给我妈妈去用。我妈妈是1984年初到耶鲁和我爸爸会合的。之后他们一起参观了不少美国的大学和企业，包括当时加州的一些新兴电子工业公司，比如当时美国仅有的两家制造手提电脑的公司之一Kaypro。
　　一向有人把出国说成是“镀金”和“开洋荤”，这种想法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一些打破头争着出国的人们中间更为流行。对吴敬琏来说，这话也没错，只不过他镀的是知识的“金”，他开的是经济发展新模式的“荤”。更准确地说，他像一块干枯了很久的海绵，在那里如饥似渴地饱吸知识的甘泉。虽然那时我在杭州读大学，没有亲眼看见他是如何利用第一次长期出国学习的机会，给自己扎扎实实地补上了现代经济学这一课的。但在我眼里，他一贯强烈的求知欲和勤奋刻苦，确实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数一数二的人。考虑到我很少夸奖他，他的这一特点大概算是特别令我敬佩、让我觉得值得效仿吧，所以在此要表示我的敬意。

秀才的平台

　　1884年7月，吴敬琏和夫人一起从美国回到北京。在他们到京之前，大二刚上完的我已经从杭州回来过暑假了，和一伙多时不见的北京老朋友和杭州来旅游的新朋友，在北京城里疯玩。就记得有一天上午，爸爸妈妈拎着几只箱子，回到了师大的家。我印象中，爸爸在家里打了个转身，人就又不见了，给全家人拍彩色照片的重大活动，是他再次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之后才进行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次他筋疲力尽地从美国回到北京，本打算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开始学术研究。不想他前脚刚进门，社科院院长马洪后脚就来访，动员吴敬琏跟他去出差。一开始吴夫人还出来挡驾，说才从国外回来需要休息，但马洪说此去就是到东北几座城市开开会，还可以边走边休息，另外一起修改一篇文章。吴敬琏架不住马老院长“三顾茅庐”之盛情，于是回京不过七天又出发了。
　　一行人到达东北沈阳，要改的文章拿出来了。吴敬琏一看，题目是《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再思考》，稿上的笔迹他熟悉，一部分是工业经济经所副所长周叔莲的；另一部分是财贸所所长张卓元的。他觉得事情有点蹊跷，询问之下才知道，文章是当时国务院负责人建议写的，目的是为“商品经济”翻案。所谓“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的俄国叫法。他们在大连把文章改写后，由马洪拿回北京去分送给了几位老革命看。结果不但没有负面反应，而且正面反应还很强烈。
　　从那之后，“商品经济”一词开始出现在一些重要文件中。其中，1984年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里，第一次出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为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说法，邓小平和陈云批示同意。那之后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里写进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论断。
　　吴敬琏这时的感受是怎样的呢？他当然是高兴的。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第一次参加与中国经济改革的现实走得这么近地工作，并且取得了如此成果，他当然感到兴奋，这是很容易让人理解的。但是，我觉得，这时吴敬琏的感觉良好，还有另一个来自他内心更深处的原因，也是一个非常“老九”的原因。那就是，这次跟现实走得这么近，体现的恰恰是基础理论和基本功的价值。早在“五七干校”时，顾准就跟他谈起过中国学术界对实用的偏爱和对理论的轻视。他们两人当年在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中“偷闲”，从希腊史出发，漫游世界历史、文化和宗教，看上去与眼前的中国现实完全不相干，而目的却正在于，用顾准的话来说，有朝一日可“报效国家”；后来吴敬琏在耶鲁大学，用一年半的时间，静心埋头学习现代经济理论，也好像与当下中国的“左、右”拉锯搭不上界，很可能被人看作“脱离实际”。但是，吴敬琏作为严谨的学者，抱着“把事情搞清楚”的态度，而不是揣着实用的野心，就那么扎扎实实地研究学习了一番。结果，学习结束刚刚回到中国，当现实的命题呈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把脑袋里面的大框架和小细节都拿出来应用，居然发现用着得心应手，思路清晰，游刃有余。那样一种虽非学以致用，却又学而致用的乐趣，可能只有这样一类知识分子才能体会得到。
　　马洪院长呢？他对那次与吴敬琏的合作也感到非常满意，于是正式调吴敬琏去位于中南海的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担任常务干事的领导职务，吴敬琏同意了，便离开了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他在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上班后不久，又被同在一幢楼里上班的薛暮桥要到了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当常务干事。这个中心和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价格研究中心、经济法中心、国际经济问题研究中心，都是由专家学者们参加的非行政性机构，即所谓研究咨询机构，或西方人说的“思想库”（Think Tank）。1985年，由几个中心合并后成为现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秀才有了平台，从此，吴敬琏的工作不仅仅是蹲在床边写文章就行了。给决策者们提供咨询意见，自然与决策者们见面，在决策者们面前说话，也可能在他们面前与持有不同意见者争论，有时持有不同意见者就是决策者本人。他的意见或者被欣赏或者遭批驳，都有可能让他出名；而后者还能使他倒霉。比如说，1990年，他被冠以“吴市场”这一名称，起因是在中国最高负责人召开的一次经济问题座谈会上，吴敬琏支持德高望众的“市场取向派”经济学家薛暮桥，与另外几位主张“计划取向”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当主张“计划取向”者指出，党中央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从来没有说过“市场经济”的时候，吴敬琏却“引经据典”，列举邓小平等人的言论为市场经济辩护。他因此被一些人叫做“吴市场”，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不是对他的褒奖。
　　好在改革后的中国，毕竟已经不是“文革”时的一字定生死形了。后来的十几年中，因为吴敬琏认定了彻底、不含糊的“市场经济”这条路，“吴市场”的名字至今还跟着他在中国经济改革的风浪中沉浮。

不适合当官

　　读者看本书第11章，就知道吴敬琏有过或有着不少工作职位，但他自己最感自在的，大概要数“教授”这个位置了。他有几种不同的名片，但最经常递给人家的是只印着他教授身份的那一张。人说“学而优则仕”，或许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吴敬琏曾经有过走上仕途的机会，但他没有沿着那条路走下去。曾经有一阵，当67岁的他还骑着自行车到处跑的时候，我希望他能当官，因为那样他可以有专车。但是后来他不当官单位也给他配车了，而我又觉得他身体运动的机会太少了，真是“赛翁得马，焉知是福”。
　　吴敬琏“学而优”却“不谋仕”的个人动机，我想主要有两个：一是知识分子的清高。二是知难而退。这个难就难在他不懂得“求全”。吴敬琏和他母亲一样，不懂得委曲求全的道理。于私，他们的这种个性有时令人感到他们有种“爱谁谁”的傲气，事实上他们也的确是清高的，尽管可能是不自觉的。于公，这个特点表现在他们坚持原则和直言不讳到了不惜代价的地步。但是吴敬琏想的不是自己委不委屈，也不是别人被不被得罪，他的责任感是有一点抽象的——他要对事实和真理负责。所以，如果他认为不对的，他就必须说“你错了”；如果另一种做法是对的，他就必须说“应该这样做”。别人喜不喜欢听“对”他都一样要说。说白了，他是原则高于人，不太近人情的。
　　你有没有觉得吴敬琏的这种性格或者说毛病，很像另一个人？一个比吴敬琏早生20多几年的女人？我是说吴敬琏的母亲，我奶奶。以我个人的品位来说，我觉得他们俩在这方面都太“方块”了一点，也太绝对了一点。我认为，地球毕竟是圆的而不是方的，世上也少有绝对的事。对吴敬琏锋芒毕露的性格，我也有异议。从原则上讲，我同意每个人都有做他自己的权利，但是这里面又有一个矛盾，如果聪明外露、机敏尖锐的人有直言不讳的权利，而顾面子、求周全的人也有要求对方委婉的权利，那这个世界到底是谁的？
　　想到我爸爸的这一类特点，我心中既无褒义也无贬意，我不过是琢磨：可能这就决定了吴敬琏适合做一个学者而不适合做官。就像喜欢和数字打交道的人适合做会计；喜欢和孩子打交道的人适合做老师一样。人的特点，只不过把这个人与那个人给区分开了，并不能让这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比那个人更好或更坏。
　　事实上，我的想法可能已经被证实了。他的业绩已经证明了他的确是一名杰出的学者；他没有做官。参政这件事，和吴敬琏性格相像的奶奶已经试验过了，1947年，国民党“行宪”，她当了所谓的立法委员，结果一上来就跟人家对骂，随后就连性命都难保了。当然那是在一个没落的社会、腐败的政府统治下。
　　吴敬琏还有一项任职，那就是全国政协常委。那虽不算是个“官职”，可每年春节一过，人大政协开“两会”的时候，我们家人都为他捏着一把汗。我呢，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规劝我爸，只能也试着援引古人语。我跟爸说：中国自古有句话，叫“病从口入”，看您烟酒不沾又不暴饮暴食的，想来对这个道理已经身体力行了。可是，中国自古还有另一句话，是“祸从口出”，难道您没听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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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成熟了吗？我是谁？

　　我奶奶是一个传奇的人；我爸爸是一个卓越的人；而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我说我是普通人的意思，并不是“对不起，我很不起眼”；也不是“哪里哪里，我只不过是个普通人”。我没有假谦虚，没有真谦虚，也不抱歉，我仅仅就是对你报个身份。普通人，也是一种合法身份；而做普通人，也得拥有和承担自己的身份。
　　认清并接受这个事实，是在我31岁成为母亲之后，因为在那之前我做的事基本上属于顺理成章，没做过什么自己能够、并且需要承担责任的人生选择。我妹妹曾经抱怨说，她连大学的专业都是家长给选定，因此一度感到连她的事业都不是自己的。我虽然从小自说自话、不听指挥，但架不住人都不可避免顺水推舟、水涨船高，更何况一个大家庭里的小孩子。从中学开始死抠书本，然后读大学，紧接着读硕士，然后读博士，连拿到博士后在大学里教书都不需要睁眼，只需猴子学样。我连自己的硕士和博士的学位典礼都懒得去，因为虽然这在别人眼里那些可能是不小的成就，但在我们家，积累学位就像别人家收集邮票差不多，一会儿一个，满到处都是。多我一个博士，最多不过是锦上添花。我爸爸一人头上就顶着两个荣誉博士帽，其中香港大学的那一顶，颁授仪式我参加了，看见站在爸爸身边同时“领帽”的知名人士中，还有一位前香港总督。

三个人与三个时代

　　一个人如果不普通，他或她必定不是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里的一个平均数。我奶奶传奇，因为她在落后的旧时代里已经是一个现代人了。我爸爸卓越，因为过去他在旧时代也已经是一个现代人，而且现在，他在一个旧时代意识残留、现代意识增强，后现代意识萌发的复杂环境中，仍然坚持做一个一丝不苟的现代人。我普通，因为我是标准的后现代文化中的标准的后现代人。
　　我奶奶比她的同龄人超前，不止超过了一个时代，保守地说，也是两三个时代。记得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奶奶买了一块有粉花图案的“的确良”料子，请人给我和我妹妹每人各做了一件上衣。我妈妈不让我们穿，理由无非是“太特殊，别人都穿棉的。”我奶奶听了也不生气，实事求是地说：“的确良有什么？化学的东西。哪有田里面种的棉花难得。”你听听，这个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我妈）到90年代才搞明白的道理，她老太太在70年代就心里有数了。大事如企业股份制，连我爸爸如此这般的经济学家还要向她请教；小事如开车、射击这类我这一代人的消遣，也是她老人家早就玩剩下的了。
　　我爸爸是我那超前的奶奶一手调养大的，又是在办报的、搞新闻的人堆里长大的，所以他在青少年时代也是个超前的人，在一个半封建的旧社会里已经有了他的鲜明的现代性。简单地说，吴敬琏小小年纪已经是科学的崇拜者，新技术的超级发烧友，对工业化时代的信条“事在人为”、“人定胜天”坚信不移，到了认为“匹夫有责”的程度。后来他经历了和全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同样长达20年之久的历练，然而那并没有磨灭他的现代性，等中国经济改革开始之后，国家对他的需要，愈加使他的现代性发扬光大了。同时，正因为如此，他从同辈人中脱颖而出。近年来，在中国高速现代化取得成绩之后，被人们看作是通向天国的阶梯时，他却效法他的老师和挚友顾准，从理想主义转向了经验主义，反对以“奴役自然”而破坏自然，提倡顺应自然。在一部分中国人当中，意识现代化在最近20年里的发展之快速，要用“飞跃”二字来形容，有的人还没赶上趟，有的人却已然过去了。已经“飞”过去了的人在意识上就开始“收山”甚至转而“出世”了。在吴敬琏的周围，这两种人都有，然而吴敬琏却稳扎稳打、用更现代化的姿态，继续追求他的现代化理想。
　　我奶奶和爸爸生活在中国，但是比大多数中国人更早地接受了西方民主主义的教育。特别是我奶奶，因为前辈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加上“五四运动”的洗礼，对保守的旧中国和旧文化是排斥的。我却正相反，虽然属于“文革”的一代，却对旧文化的恶劣根本没有一手的体验。比如，我向那些“看不开”的美国人灌输“阿Ｑ精神”的时候，心里就一点也不觉得是在毒害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