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问题，很多时候并不缺理念，而是行动。例如大学，谁都清楚出不了大师和一流人才的症结在于行政化和官僚体制。但由于教育行政部门也包括大学自身这些年来并没有去认真地解决这一问题，所以虽有社会的强烈呼吁，甚至总理在多个场合也表达对大学出不了大师的关怀与焦虑，但问题还是一如既往地存在，甚至还有恶化趋势。近日，温家宝总理在与科教文卫体代表座谈政府工作报告草案时，再次就大学办学自主权问题发表了一番看法。他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并认为功利化“要命”。尽管温总理坚信中国能出一流大学，但如果目前的管理体制不改的话，也就只能当作鼓励的话。
　　诚如开头所说，中国的大学最严重的问题是管理体制的高度行政化和官僚化，这种行政化和官僚化已经完全渗透于大学的学术研究和评价体系中，从而使得学术权力依赖和服务于行政权力。教育主管部门习惯于用行政管理的逻辑和方式来管理大学，按照行政组织的结构和方式来设计大学的内部组织，确立管理中的隶属和服从关系。更要命的是，对于大学的这套管理体制，不管出于对生计、地位还是前程的考虑，大部分老师都选择了臣服，面对着教学、职称和科研活动中种种不公正的现象，大都保持沉默。偶有一两个“异己分子”——如清华的陈丹青出来挑战这套体系，最后都像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一样，落败而逃。
　　大学的这套组织体系之所以难以撼动，一方面与整个社会盛行的科层管理体制有关；另一方面，就是这个体制已经形成了一个深厚的获利群体。科层体制是工业化的产物，它是以效率作为行动的追求目标，以严格的等级制度为依托的一种“官僚制度”。其严格的程序化和等级性，正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权力和资历为尊的一面相吻合。因此，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到处都充斥着泛行政化现象。而这样一套体制盛行日久，也就会衍生出依赖它而生存的“生物链”。事实上，在大学内部，我们看到，学者们通过学术成就赢得行政职位，行政职位反过来又强化、巩固自己的学术地位。行政资源与学术地位于是在这里成为一对相互促进、相互利用的“良性”互动关系，形成了一种完全是中国特色的学术“潜规则”，即官大学问大、学术权威官僚化。大凡进入这个权力架构中的人，哪怕不从事具体的学术研究，也能借助非学术因素，轻而易举地将其转化为学位、学术奖项等学术资源。
　　大学的发展历史表明，这套管理体制和学术评价机制是培养不出学术大师和一流人才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去破除这套体制。由于这并非是大学独有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都存在的现象，所以要高校去行政化，确实很困难，但也并非毫无改进的空间。实际上，即使在现有的制度内，如果我们真的下决心去改，还是有很大余地的，关键是要有人去推动。既然高层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而相对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高层更超脱一点，不被具体的利益所纠缠，所以应该到下决心改革高校办学体制的时候了。如果说赋予高校办学自主权不宜全面铺开，完全可以在一些新办大学进行试点，可尝试着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突破：一是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方面，政府 “简政放权”，转变管理职能，以保证大学的学术自由与自主办学权；二是试点与推行聘任制条件下的教授终身制，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在大学内部学术事务上的较为广泛意义上的“教授治校”；三是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学术规范体系与学术诚信系统，并适度引进社会中介机构参与学术事务，以真正实现学术规范的制度化。
　　大学在塑造民族精神和提高国家的竞争力方面，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而“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则是一个大学成为一流大学的基础与保证。对于大学的积弊，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呼吁的层次，必须拿出扎实的行动去推进。只有行动，中国的大学才会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