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升昌票号座落在平遥县城西大街上，其庭院第一进为柜台、账房；二进为职员住处；三进是二层楼房；最后进为贵宾及高级职员住处。

日升昌票号防假币训语图。

日升昌票号创始人雷履泰塑像。

　　提要：中国的票号闻名世界，中国第一家票号在哪里？第一家票号就是山西平遥的日升昌。日升昌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票号的诞生，树起了中国银行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开创了我国金融业的新纪元，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拔乎其萃

　　日升昌原来是山西平遥城里的西裕成颜料庄，之所以成为日后大名鼎鼎的票号，是由于以雷履泰为代表的几任经理具有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雷履泰原来是平遥城“益义积”颜料庄的经理，西裕成颜料庄的老板看到他精明能干，有胆有识，既富有魄力，又为人诚实，就把他聘为西裕成汉口分号的掌柜，后任北京分号的掌柜。就是他看到在北京的山西商人逢年过节给家里捎钱，需要开辟一项专营银两汇兑的新业务，果断建议东家李大全将颜料庄改成日升昌票号。道光三年(1823)，日升昌正式成立，成为中国第一家票号，雷履泰因成就了票号大业，被誉为票号的创始人。机会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但并不是人人都能把握住，只有有胆识的人才能驾驭机会，成就一番大业。雷履泰就是这样的人，这对日升昌票号来说如水之源。
　　日升昌票号创立后，雷履泰出任总经理，他大刀阔斧地建章立制，选派有能力的人出任分号经理。同时广泛交结各界人士，为日升昌的发展打好基础，开通道路。在他的手上，日升昌票号蓬勃发展，如日中天。在他70寿诞时，平遥县商界赠送他一块大匾，上书“拔乎其萃”四字。这不仅彰显了雷履泰开创票号的功绩和出色的管理才能，以示人才的重要性，同时也寓意着日升昌的地位和实力。
　　一个好汉两个帮。日升昌的二经理毛鸿回，也是一位很有作为的人。他起初在“聚财源”粮油店供职，在一次往西裕成送粮时，其精明才干被雷履泰看中，当即聘用。由于业绩卓著，上任西裕成二掌柜，道光三年(1823)与雷履泰共创日升昌票号，也是中国票号的创始人之一，为日升昌票号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如果说雷履泰和毛鸿回是日升昌的创业功臣的话，那么程大培是一位守业功臣，他早年在西裕成颜料庄汉口分号打杂，在一次兵乱中临危不惧，抢救了号中的账簿和银两，深得东家信任。后任分号协理、经理，日升昌开业后被聘任为总号三掌柜。辅佐雷履泰和毛鸿回经营日升昌票号，以后又任二掌柜，在号内业绩累累。

如日中天

　　从日升昌的诞生和发展，可知关键在于人才。没有雷履泰这样的一代经理，日升昌是不会拔乎其萃的，尽管票号的产生也离不开当时的客观条件。人才之重要贯通古今，清代是这样，今天更如此。 　　日升昌开业后，快速开拓市场。按照山西商人在全国各地的分布，先后在汉口、沙市、宜昌、天津、北京、保定、太原、沈阳、库仑、张家口、济南、青岛、烟台、西安、汉中、开封、郑州、漯河、蚌埠、芜湖、湘潭、长沙、岳州、成都、重庆、万县、南宁、桂林、贵阳、南昌、九江、苏州、扬州、镇江、杭州、宁波、梧州、上海、昆明、蒙自、福州、厦门、广州、汕头、琼州、九龙等近40多个省府和大商埠建立了分号，后来把分号还开设到了香港。很快占有了在外地的山西商人和其他方面的汇兑业务，实现了通汇天下的目的。
　　日升昌的汇兑业务，一是汇兑商款。这是主要的业务，现在还保存有大量的这方面的文书资料，详细地记载了当时为商户服务的业务经营情况。二是汇兑官款。主要汇兑各省上缴北京的京饷和其他官款，如同治六年(1867)，为浙江汇兑6万两京饷到户部。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慈禧太后西逃，清政府要求各省将京饷汇解到山西平遥，日升昌承担了主要的京饷汇兑业务。三是个人汇兑。即商户以外的个人汇兑，不过这些不是主要的，汇兑业务多的时候，小宗的业务一般不做。四是存贷款。存款分公款和商户款，有月息4厘的，也有年息4厘的。贷款有贷给个人的，也有贷给企业和公司的。
　　由于业务繁多，日升昌获利丰厚，由此成为山西规模大、信用好、实力雄厚的十大票号之首。日升昌的利润来源主要是汇兑中收取的汇水。汇水收取额是根据路程、数量、对象以及空期的多少而定。如1886年日升昌桂林分号，汇往湘潭2000两，收上色费及汇水196.72两；汇往重庆5000两，收取上色费及汇水553.63两。折合汇色率最高的达到12%，最低的是1%，一般的在9%左右。另一个来源是平色方面的收入。如清江浦分号咸丰二年(1852)，得余平色银1218.52两，占总收入24.53%；苏州分号咸丰六年(1856)，得余平色银882.02两，占总收入的20.89%；北京分号光绪三十二年(1906)，得余平色银1215.25两，占总收入5%；天津分号同年得余平色银1338.87两，占总收入的4.42%。还有一个来源是贷款利息。月息有的高达7厘、8厘。在三种主要利润来源中，汇水居首，放款期利次之，平色得利较少。如道光二十六年(1846)，北京等14个分号收入总额为612759两，其中汇水311286两，占总收入的50.51%；放款期利285063两，占总收入的46.52%；平色得利7540两，占总收入的1.16%，其他9203两，占总收入的1.51%。可见日升昌的业务以汇兑为主。
　　正当日升昌一帆风顺的时候，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于咸丰元年(1851年)爆发，自广西由南而北席卷全国，日升昌因分号多在南方，受挫较重。不过，这场暴风雨之后，却是一片艳阳天。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工商业和国内外贸易迅速发展。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在全国掀起了实业救国的热潮，到处创办各种大型工业，使票号汇兑业又遇到了一个大好机会。日升昌注视形势，紧跟生机，以求新的发展。1843年以前，中国海上对外贸易中心长期在广东，上海很少有票号。19世纪50年代，海上对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转往上海。日升昌抓紧时机在上海设立分号，成为山西票号在上海的代表，也是上海金融界的先驱。至光绪元年(1875年)，日升昌在上海及全国设立了24家分号。光绪三十二年(1906)，又在全国新设立7家分号。此年日升昌14个分号收汇公款总额就达16333660两。由于日升昌票号在全国覆盖面广，业务量大，年营业额可达到2000万两以上。到“辛亥革命发生时，存款约500万两，放款700万两”，在国内金融界享有盛名。
　　这一时期，是中国票号业的黄金时代，日升昌也如日中天，发展到了顶峰。卫聚贤在其《山西票号史》中曾说：山西票号“自光绪甲午后，为增盛时代，自庚子至辛亥为极盛时代。”这正是日升昌走过的一条辉煌之路。

高原晚秋

　　社会安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日升昌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中虽说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但也遭到不小的挫折，所撤分号就有7处，咸丰十一年(1861)仅获利24600余两。但更惨淡的日子是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时局不断变动，日升昌犹如山西黄土高原上的一片秋林，在一场场寒风中枝败叶落。
　　从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以来，国内现代化的银行日益增加，到1911年先后有17家银行成立，抢占着票号的市场。与此同时，外国银行在中国的发展，更使票号业雪上加霜。在激烈的竞争和严峻的挑战面前，日升昌终于临近倒闭。其原因：一是日升昌的分号大部分在南方，在两次革命中均受损严重；二是从南方分号调回的现金，往返折扣，亏损太大；三是发放的巨额贷款收不回来，约七八百万两，连本金都见不到。同时，存款的商户由于社会动荡纷纷挤兑，致使资金周转困难。
　　但日升昌倒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牵涉的债权与债务太多了。1914年农历9月，日升昌北京分号首先关闭，苏锡锦等20余家债权人将日升昌告到了北京地方审判厅，北京审判厅呈报司法部，司法部电知山西高等审判厅，后又转至平遥知县。先是决定拟以破产处理，后来决定暂免破产，继续营业，清还债务。由日升昌原副经理梁怀文出面，于1915年1月13日赴京办理清债，日升昌到各分号歇业为止，总债额为2045876.49两银。清理日升昌债务的北京债务团用了几年的时间，历经三次分配偿债款，成效显著。由于收回的债务款都按次分配，清理债务的经费发生了困难，一旦终止，外面的债务就不能全部收回，这样对债权人不利。于是，债权团讨论提出让日升昌复业。司法部征得日升昌京外债权人296户的同意，宣布日升昌于1922年9月正式复业。总号设在北京，总经理为梁怀文，以收、还账为主旨，每年分配一次偿款。日升昌从此一边营业，一边收账还债，走过了10余年的辛酸路。
　　1932年，债权人考虑到日升昌经营困难，合议决定缩小经营规模。1932年，由债权人在收回的外欠账款中提出本银6000元为资本，将日升昌票号改为钱庄，总号设在平遥城，属于债权人和债务人合营性质。
　　日升昌票号自1823年诞生到1932年改为钱庄，经历了百余年的风雨变迁。其中有顺利也有曲折，有辉煌也有惨淡，有荣耀也有辛酸，有教训也有经验。尽管它在辉煌中倒落下来，但它影响了中国金融界百余年之久，促进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

(作者为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