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环球时报》记者陪同国内一个访印的朋友在新德里的一家医院看病。医生开了剂量为四到五天的消炎和降压药处方，这位朋友在药店里看到32卢比(1美元约合42卢比)的划价后不禁大吃一惊。他又让记者帮忙把药店里常用药品的价格问了个遍，结果发现印度药价大约是国内的1/3到1/2。(《新华每日电讯》)

　　换算下来，32印度卢比约合6元人民币左右。看病如此低廉的药价，实在令人羡慕。为什么印度医生对大处方没兴趣？原来，“重医不重药”是印度社会对健康医疗态度的一个明显特征。如果病人患的是同样的病，那么不同收费档次的医生开出来的处方基本不会有大的区别，药店里出售的药品也是完全相同。患者买到低价药还要归功于印度实施的医药分开机制，在这种情况下，药企无法通过医生来影响患者购买旗下品牌的药物，提高产品在药店的竞争力，唯一途径便是在确保药品质量的前提下降低价格。
　　相比之下，我们国内的药价显然高得惊人，老百姓上医院看个感冒发烧，动不动就花几百元；原本打青霉素即可奏效，医生却偏偏让你用进口的“先锋”。诸如此类的“大处方”和抗生素滥用由来已久。一方面，谁都难免生病，生了病得上医院；另一方面，“以药养医”现象很普遍(包括回扣问题)，许多医院药品的利润占到总利润的50%。导致一些医生“白衣天使”的形象在群众心目中变成了“白眼狼”。
　　以药养医是导致看病难、看病贵的祸首，这是今年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相同的看法。前不久，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也坦言要想真正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以药养医的机制必须先解决。
　　诚然，面对目前许多公立医院不具备承受医药分离的财力和能力的现实，医药分离改革会受到一定的阻力。但知难而进才有出路，改革首先要迈出步伐。而探究取消以药养医政策，可以通过省或市的试点，从中找出弊病所在，为全面的改革提供数据和论证。如韩国从2001年起实施医药分离，虽然在强力推行医药分离的试点过程中，遭到个别医院工作人员的抵制，但最终，韩国将医药分离制度推行了下来，使公众从药价下降中深深受益。但面对其他国家的改革经验，早认识到以药养医政策弊端的卫生部，为什么一直只扛着“呼吁”大旗，却没有具体措施？
　　不光是医药分离公众深为诟病，卫生部门早将抗生素等列为处方药，明确药店必须根据患者持有的处方，才能出售抗生素等药品。但实际上随便在哪个药店买处方药，没有人会问你有没有医生开具的处方。而在印度，一些最为常见的如止痛、治疗感冒发烧等药物都必须经由医生的处方才能在药店买到。同样的要求，印度在严格管理处方药方面比我国做得好，应该使我们产生必要的启示。
　　笔者以为，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改革”该摒弃了。如果不实行医药分开、提高医生技能的含金量，充分调动医护人员的积极性等方面切实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禁绝大处方、药品降价就很难实现。百姓也就不能真正放心踏实地走进医院和药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