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1年9月11日发生恐怖袭击后，许多国家的外交政策重心都转向了国家安全。如今，那些外交政策又在发生变化，但这次是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不过此次改变将与上次改变同样意义深远。经济危机不会像恐怖袭击那样夺取生命或伤害肢体，但就目前的这场经济危机而言，它的影响将更广泛、更长久、更无形。
　　过去的危机历史表明，我们的命运更多地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而非事件本事。1930年美国通过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经常被引用来说明一次处置失当的衰退如何演变成一场萧条。相比之下，20世纪初发生的金融危机和恐慌则引发了一轮制度创新，变革涉及中央银行业务、劳动和竞争法、消费者安全监管等。针对目前的这场危机，一些错误的反应显而易见，如迎合保护主义和推迟有关气候变化的行动等。这样的警告在一年前听起来也许还有些危言耸听，但如今觉得太真实了。
　　进步分子要想战胜保守分子，他们必须解决引发目前混乱的深层次经济、环境和政治不平衡。首先是经济不平衡，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经济不平衡创造了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银行借钱给那些还不起贷款的人。盈余国家和赤字国家之间日益严重的金融不平衡引发了对风险证券的需求。如今，美国人开始存更多的钱，中国正在刺激国内消费，某些冒险的金融服务也不再具有吸引力，但一些不平衡不会自我纠正。实际上，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可能被加剧。这也是为什么政府需要重新平衡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从而创建一种更公平、更平等的奖励分配。发达国家不能放弃增加对贫穷国家援助的承诺，最终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完成多哈回合贸易谈判。
　　第二个是环境不平衡，即我们消耗的资源和地球补充自身的能力之间的不平衡。这种供需不平衡——资源危机——加剧了信贷危机。由于石油进口支出约占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1/3，能源价格的上涨加剧了金融不平衡。目前的危机使得解决环境不平衡变得更可能、更必要。更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财政刺激措施提供了一个增加对低碳能源、交通和住房投资的重要机会，更必要是因为当经济开始复苏时，油价回到2008年每桶140美元的水平将会使美国、欧盟和日本每年流出8000亿美元，约相当于她们目前刺激计划总额的一半。
　　最后是政治不平衡。多边机构的软弱使得很难产生适于问题规模的足够一致的政策反应。然而这场危机正在推动多边主义的加强、权力和责任的分享。各国政府间也在前所未有地协调财政对策、降息和监管改革。
　　在当今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不平衡造成不安全，并使我们都更加贫困。现在是我们找到新平衡的机会。

(王云编译自4月6日美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