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学无门”。“草莓大王”纪荣喜当面给农业部原副部长、中国农村教育协会主任洪绂曾抛出了一个难题。
    有高级农艺师证书的江苏省句容市白兔镇云兔草莓合作社社员纪荣喜是一个“现代农民”，他种植了10多亩草莓，亩产效益突破万元大关。12月12日，他向洪主任说：“我实际懂得并不多，迫切想学一门新技术，不知道找哪里？”
    协会负责人表示，这个问题还真的一时难以回答。短期培训知识技能不够用，到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习又缺乏建制班与相应渠道。他转而向句容市副市长高庆华建议说，地方政府能不能与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办班，实现现代农民的实践技能与职业院校的理论知识有机融合，让这些农业“大王”上升为市场“猛将”。
    这名“现代农民”一脸苦笑地说，“我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与资金积累，想学点东西还真不容易！”
    受全球金融海啸影响，提前返乡农民工的培训问题则显得更为突出与迫切。当日，在句容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农业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论坛”上，来自全国的职教专家、学院领导对这一热点问题展开了讨论。

返乡农民工培训“上热下冷”

    为应对农民工返乡局势，教育部、农业部、人力资源和社会劳动保障部等部委，以及地方政府近日都紧急出台了政策措施，要求扎实做好返乡农民工的培训和再就业工作。
    作为农村实用技术人才培养主阵地的职业院校，如何把握机遇，把“蛋糕”做大呢？扬州环境资源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徐汝琦说，关键是返乡农民工愿不愿接受培训。
    “现在不要说返乡农民工，连在乡务农的农民对科技、技能认识都不‘感冒’”。一方面，外出务工人员在城市、工厂生活久了，现代化意识较强，经济收入较农村高，重新从事农业产业的积极性不高，更不要说学农技知识；另一方面，农民工的家庭经济状况不允许他们在职业院校脱产培训一年半载。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高明飞表示，培训的资金投入、师资力量与设施容纳量，这三个问题事关返乡农民工培训的大局。职业教育在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农业职业教育又是弱势中的“弱势”。处在两个“阴影”之下的农业职业院校难以投入大量的资金与师资来专司此项工作。
    “返乡农民工在培训速成班里到底能学到多少知识与技能？”河南农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李跟林说，职业院校的培训课程与培训方式对返乡农民工的吸引力不大；教材又严重老化、滞后于现实发展水平，缺乏针对性、应用性与前瞻性；组织授课与技能实践方式单一。
    同时，很多原有的农业职业院校现在又失去了行业的特色。民进中央有关人士透露，农业高等教育向综合性大学靠近，农业职业院校又归口地方，使得很多农业专业受到挤压。西部某省区，原有13所农业学校，现在幸存1所职业院校；1所省级农业学校曾与实验高中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一些农业职业院校开设秘书、艺术类专业，甚至是钢琴专业。“难道真要对牛弹琴？”此人痛心地说。
    用什么来培训农民工？很多职业院校在反问自己！对返乡农民工进行培训，这是个新的经济社会现象。然而，据接纳与输送农民工的中部、东部几个大省的部分职业院校透露，没有现成模式与样本，大家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难免有观望的现象。

问题集中在明年春节后凸显

    眼下，返乡农民工正处于一个新鲜期。他们参加知识、技能的培训积极性还不高。“农民工培训突出的问题会集中在明年二三月”。一名职业院校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说，过年以后，农民工出不去时才是真正的考验，现在充其量还只是一个前奏。
    句容市60万人口中，农业人口约占三分之二，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农业大市。副市长高庆华表示，培训农民工就是富口袋与富脑袋的辩证关系。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农民口袋富，脑袋贫可能是昙花一现；只有先富脑袋再富口袋，或者口袋富了再富脑袋才能走得长远。
    “城市只有不到5％的农民工留得住”。江苏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副校长翁为民在一项农民工随机抽样调查中发现，高房价与生活成本阻断了农民工的城市梦想。或许，他们在城里打拼了一辈子都买不起房子。
    河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负责人分析说，培训农民工是一个双向工程，一方面给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使他们具有“走出去”的能力；另一方则属“回得来”。当外出务工人员进入45岁，年龄偏大，体力不如从前，如何确保他们返乡后的家庭收入与生活水平不下降，则需要培训他们在农村生活的技能。
    “这是一个农民工培训的新课题。”句容市负责人说。

理性引导缓解社会压力

    中国农村教育协会主任洪绂曾表示，返乡农民工是一件严肃而重大的事情，农业职业院校要紧急展开调研，掌握动态，分析需要，“用我们的资源服务好大局”。
    “返乡农民工培训需要分清层次，因材施教。”徐汝琦认为，一类农民工是带资本与技能回乡，对他们可以重点进行创业能力培训；另一类是暂时回乡，今后还要出去打工的农民工，则要强化他们的技能培训与道德教育；对农村新生劳动力，重点把他们培养成懂技术、会经营、能管理的农业产业职业“蓝领”。
    农业部科教司副司长石燕泉则认为，在农村，务农农民素质偏低，妇女、老人劳动力偏多；国家已实施的新型农民科技培训项目也仅覆盖了全国21％的县和4．6％的行政村；农技推广人员学历偏低、知识老化；农业与农民教育设备落后、条件较差。这些都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石燕泉认为，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民是一种职业，不是一种身份。法国是世界上农民培训实施最好的国家之一，用30年的代价换来了70％以上的农民具有大学文凭，60％的青年农民具有中专水平。
    20世纪50~70年代，法国先后七次通过法令，加强农民的培训工作，如规定农民或农业徒工在参加培训期间，由政府或农业专业培训基金会发放差旅费、食宿费；有权购地租地，申请建立自己的农业企业和经营农场；政府提供低息贷款；创办农场第一年可以得到政府资助和补贴；初始几年政府减免农场税收等。“这些措施我们可以选择性地采纳。”石燕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