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调查发现上海市闵行区、宝山区等市郊的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在过去2年中一直通过“埋伏”作战，“当场抓获”正在进行“非法营运”的私家车，并处以1万至2万元的行政罚款。2年来共“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很多系设诱饵查“黑车”所得。（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

　　9月8日，上海私家车车主张先生在上班途中，因路人“胃疼”动了恻隐之心而搭其上路，结果张按其要求停车时，“搭客”拔了他的钥匙，车外七八个身着制服的人将张拖出车外，还被双手反扣，卡住脖子，搜去驾驶证和行驶证。对方告诉张，他们是城市交通执法大队的，要他交钱才能拿回车。最后张交了1万元才取回车。（9月16日《中国新闻网》）

　　10月14日晚，上海某公司司机孙先生驾车途中遭遇一男子恳求搭车，5分钟后，孙被另一辆车逼停到路边，打车男子往车上扔了10元钱。随后，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人员前来执法，称孙从事非法营运。孙称自己遭遇“倒钩”执法。事后，孙愤然将自己小手指砍下，以示自身清白。就在孙先生断指后不久，一个“最牛私家车流行贴”在网上流行：“本车拒绝一切搭载求助。临盆产妇、车祸、中风、触电、溺水，都不关我事。尤其是胃疼的！”这无疑是私家车主对“钓鱼式执法”的无奈选择，背后的苦涩难以言表。（10月22日《 北京晨报》）

　　不可否认，随着近几年来城市私家车的普及，加上城市本身交通设施建设的滞后，人们出行也越来越感觉不便，因此黑车应运而生，并愈演愈烈，已经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了。查黑车作为当前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的一项重要职责，在其职权范围内查禁黑车本无可厚非。可城市交通行政执法部门为打击“非法营运”而设下的“钓钩”行为，可以视作是一种为了遏制部分违法行为的泛滥趋势而采取的过激方式，也可作为在某种利益引诱下的必然选择。在“钓鱼执法”事件的背后，身为当事人的张先生对自己不该学雷锋的“后悔”之言、孙先生为表清白的义愤断指之举，还有网上流行的“最牛私家车流行贴”……这一切的一切都在问，“钓鱼执法”究竟伤害了谁？笔者认为，无疑是公众和执法机关，还有我们引以为傲的良好的道德。
　　“钓鱼执法”是对公众和执法机关的一种深深伤害。我国现行行政法规对行政执法部门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准确理解行政法规的精神，执法时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可以说，行政部门依法执法是确保良好的社会管理的重要前提，也是对公众守法遵规的一种科学指引。行政执法中的“钓鱼”，是在引诱公众“违法”，足见“钓鱼执法”的方式本身就是违法的。这些违法执法行为，让原本平等的行政关系变得不平等，人为地割裂了行政机关与公众的血肉联系。公众也很可能会因此而模糊守法与违法之间的界限，让法律的正确实施变得阻碍重重。一方面是公众本应受到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在违法执法之下变得毫无意义，另一方面是行政机关违法执法所酿成的社会质疑法律的不良后果。违法执法已成为建设法治社会的一个危险的毒瘤，慢慢地侵蚀着社会内部的机能，打击国民迈向现代法治社会的信心。当一个执法部门不断地违法执法，甚至是引诱守法者“违法”时，公众对行政机关的信任危机也就随之而生了。“钓鱼执法”给公众和行政机关带来的是“双输”。
　　“钓鱼执法”同样也是对良好的道德的一种恣意践踏。什么是道德？道德就是为了维护我们的幸福而逐渐约定俗成的一些行为规范，是判断一个行为正当与否的具有普适性的观念标准。老子在《道德经》中讲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可见道德对在社会生活中的尊崇地位。在“钓鱼”事件中的当事人张先生和孙先生可以说都是道德的实际践行者，在他人求助时毫不犹豫的提供了帮助。可谁知好心变成驴肝肺，他们走入了执法部门精心布下的大网，成了任人鱼肉的“大鲤鱼”，被“悉心”垂钓者们钓走了金钱不说，热情助人道德之心也被钓走了。在网上流行的“本车拒绝一切搭载求助。临盆产妇、车祸、中风、触电、溺水，都不关我事。尤其是胃疼的！”的车贴，是一种蕴含苦涩的无奈之语，更是对“垂钓者”们的深深控诉。“钓鱼事件”仅仅只是道德损害的一个缩影，如果继续下去，道德成本不断增加，道德底线被随意破坏，冷漠必然会入侵，公众也将会陷入一种非道德的思想误区，雷锋式好人也许就会因此在社会绝迹，这绝非我们愿意看到的。
　　不管是伤害者还是被伤害者，在“钓鱼执法”事件中只有输家，没有赢家。但愿此事能够让交通行政执法部门警醒过来，切实采取有力措施，不能再让类似事件行伤害之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