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执法是一场荒诞的游戏，也是一条巨大的利益链。
　　“钓钩”之上的执法者，本应是公平公正化身，却在利益激励机制和任务指标压力机制下，积极地使用“钓鱼”这种悖离法律也有悖法理的执法方式。

　　其一，执法的程序正义何在？

　　要领回车，先要放弃陈述和申辩权。但《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而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这样的强制性执法，无异于告诉你：不仅要认罚，还要认输，要服从这个游戏规则。

　　其二，为什么执法变成了一种怪异的游戏？

　　执法本为保护和实现公共利益，比如打击“黑车”，是为了保护合法营运出租车和消费者的权益不受侵害。但在中国很多社会领域，执法并不一定单纯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在冠冕堂皇的说辞背后，是执法利益化。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受利益驱动的执法制度，催生“钓鱼”执法此类的利益链条，除了受害者，其他都是可悲又可气的谋利工具。

　　其实，“钓鱼”执法不独打击“黑车”特有。打击假币、打击假冒伪劣，在利益驱动或高压之下，执法者为了实现管理目的，常会采取此类“勾引式”执法。这些手段甚至被合法化，既是对法律的亵渎，还会侵害社会共同体赖以和谐共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社会资源：信任和互助。
　　“黑车”屡禁不绝，根源在于垄断封闭的出租车管理制度。因此，“黑车”的存在是法律制度的产物：社会有需求，获得许可难。
　　而打击“黑车”是利益博弈的过程。为了调动执法者打击“黑车”的积极性，利益激励机制和指标压力机制共同作用，执法力度会时松时紧---如果打击过严，黑车彻底消失，既得利益将再难获得，甚至交通执法单位的地位和重要性亦会受到影响，所以打击总是有限度的，就出现了“放水养鱼、定期捕捞”的现象。
　　这种制度安排导致的利益博弈，容易给社会造成两种印象：政府打击“黑车”的立场是摇摆的；打击是概率性的。所以人们看到，打击和繁荣共生。
　　推而广之，很多制度安排并没有考虑多种不同利益的现实需求，这是执法经常陷入困境的原因。就像城管打击流动商贩，交通执法打击“黑车”，结果都是打击和繁荣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