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1月3日到4日,整整两天,大约48小时,重庆主城区所有的出租车全都罢运。因“份儿钱”高而引发的矛盾并不只在重庆酿成“大事件”。湖南、河南、内蒙古等地城市出租车行业,近年来也多次因此发生过罢运、停驶等类似事件。北京的出租车运营管理问题,几年前也曾是媒体关注的热点。
    一个并不新鲜的观点是,高昂的“份儿钱”,暴露了当前在中国多数城市实行的出租车业特许经营、出租车公司垄断收益这种管理体制的弊端。
    事实上,出租车公司每辆新车的车价加上指标费,四年总计也不出12万元。司机们在四年中支付的承包费和管理费往往足够买数台新车。其暴利如此,称为“盘剥”也不为过。出租车公司手里攥着政府营运权证指标,平均每辆车一年获利7万多元,车主和出租车司机却只能拿到零头。
    在赚取暴利的同时,出租车公司对于应当承担的责任却并不积极。
    专家开出的治本之策其实已重复过多次———改变行政特许下的公司化经营垄断运行收益的体制,政府可以考虑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体制不改,政府不放弃许可带来的利益,垄断下的公司化剥削不消除,激发出租车罢运的动因就可能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