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近日公布了一份高校负债问题的报告。报告称，全国高校贷款总额已达2500亿元左右。从总体上看，高校凭借自身力量基本不可能在规定期限内偿还本金，“雪球有越滚越大之虞”。报告警示，目前部分高校已存在严重的财务风险，有可能引发社会风险。政协建议发行千亿教育国债解决2500亿高校贷款。（见7月6日《新京报》）

　　就在今年3月份，面对高校“破产”之说，教育部部长周济还信誓旦旦地向公众表示：“部分高校‘破产说’言过其实。”面对全国政协的这份报告，真不知他们有何感想。
　　如何化解这个债务危机，可能有不同的制度路径可以选择，但用教育国债全民埋单则无疑是一最差选择。首先，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此次中央政府出面“埋单”，必将激励各高校在今后做出更多非理性的决策与行为。而且，这种充满“父爱主义”的慷慨与溺爱，从长远看，只能让习惯于在溺爱中成长的高校，继续充当一个扶不起的刘阿斗的角色。
　　其次，高校负债国债埋单，对于高校弊病的根治没有作用，此黑洞的填平和债务危机的化解，不是终点，而是下一个债务危机的起点。这种宿命的轮回，无疑是最大的悲哀。这种做法更是让全民间接替高校背黑锅，有损社会公平，也是对于国债社会信用的一种伤害与透支。
　　众多高校屡屡步入债务泥潭，“理财无方”的根子，无疑在于大学教育行政化、官场化之累上。大学领导为了追求政绩，像地方官员一样争相大兴土木、制造规模效应。总之，高校这种僵化的行政管理方式，导致了巨额负债。而在国外一些优秀大学，“大学需要经营”的理念已成为自然的选择。校长是优秀的“经营者”，而不是行政官员和官僚。
　　现在的高校最需要的是用压力迫使他们绝处逢生，即借助这样一个历史性机遇，让高校彻底走出行政保护，学会“经营”，走向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