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李钟台离开韩国来到湖南，担任长沙LG曙光财务副总监，后又担任LG化学(湖南)荧光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离开LG后，2005年，这位长沙市荣誉市民、前世界500强高管，受聘担任长沙市政府“商务顾问”兼长沙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执行会长，在长沙度过了10个春秋。

交流禁区越来越少

    对比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前后的变化，李钟台感触很深的一点是人际交往变得更加密切，一些过去总也捅不破的“窗户纸”现在开始消退，中外融合开始从单纯投资兴业转向文化的层面。
    “我刚到中国的时候，除了公司、住处，就是与在LG的韩国同胞呆在一块。”李钟台回忆说，“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外国人这个概念根深蒂固，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此次接受记者采访，李钟台却坐在长沙市政府办公大楼七楼属于他的办公室里。2005年5月，李钟台受聘担任了有政府背景的长沙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执行会长。在这儿，他还拥有市政府为他配备的助手，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洋干部”。上班才一个星期，他就为长沙市落实了一个投资1000万美元的外资项目。韩国一家企业在湖南投资2.7亿美元办厂，李钟台也做了大量工作。
    据记者了解，像李钟台这种身份的“洋干部”，在湖南不止一个。在旅游经济发达的张家界市，一个埃及人受聘担任了市旅游局局长助理。在湘潭，德国人克莱勒则担任市政府的招商顾问。一位市长说，这些外国人是地方政府扩大海外交流、招商引资的“洋拐杖”。这种理念，在加入WTO之前做不到，甚至不能提。
    记者发现，李钟台的工作方式是颇为“中国式”的。在记者采访前，一家筹建中的外商投资企业派员向李打探在长沙的“兴业之道”。李钟台很严肃地告诉他们，作为外商投资企业，首先应该加入协会。公司开业前，应该安排一次聚会，与长沙外商坐到一起，大家交流、探讨。“有好的人际关系，才能把生意做起来。”

对外资的吸引力越来越强

    因为见证过韩国的跨越式发展，李钟台对于“印度、越南等会使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黯然失色”这种说法显得不以为然。“劳动力成本只是一个方面，并非全部。”李钟台说，他觉得与加入WTO前相比，中国在很多方面对资本的吸引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我刚刚从韩国回来。”从李钟台的精神状态上看不出任何旅途辗转奔波的疲惫。李钟台说，如今，长沙到首尔几乎每天都有航班。早上吃完饭去机场，中午就能在韩国吃午饭。这种感觉，和在韩国国内没有区别。“从首尔到釜山，加上出城等时间，还需要三个小时。中国发达的国际交通，使我经常有在邻居家串门的感觉。”
    与加入WTO前相比，李钟台觉得他现在来中国的时间和资金成本双双走低。“过去回韩国，需要乘坐每周很少的几个去香港的包机航班绕道，期间还要在香港停留一天，单程就要花上两天，费用至少6000元人民币。现在3600元、三个小时，这节省多少成本啊。”
    10年前，与其他韩国人一道经营长沙LG曙光时，协调断水、停电等问题是李钟台等人的一项日常工作。但现在这几乎不再是问题。物流曾经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但现在高速公路、铁路运输将区域的经济版图大大拓展。“以前从长沙到南京送彩管，走公路需要花三天时间，现在一天就足够了。”李钟台说。
    李钟台认为，与很多新兴的投资目的地相比，中国经过加入WTO五年的历练，在招商政策、投资政策、土地政策等方面越来越趋于稳定和成熟，政策风险降低，盈利前景变得越来越可预见，这对外资的吸引力是很大的。

以转型应对劳动力成本升高

    李钟台回忆说，初来乍到时，LG曙光工人每月的平均工资水平约为800元至1000元人民币，这在当地、当时属于令人羡慕的高薪。但现在，从沿海到内地，外资企业劳动力用工成本基本上翻番，这导致一些企业近些年开始将资金投向越南和印度。
    李钟台认为，中国经济在加入WTO五年后出现的这一变化值得关注，因为这涉及到吸引投资竞争力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关键还在于经济发展模式、投资政策的及时调整。“中国正在逐步改变依靠劳动力价格来吸引投资的竞争手段，同时限制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这是明智之举。”
    身处一个中部内陆城市招商顾问这一角色，李钟台建议政府要加大扶持沿海产业向内地梯度转移的力度。“我们要多向外商宣传内地在交通环境、基础设施、政策扶植力度上的新变化，吸引沿海资金向内地转移。”据了解，前些天，李钟台在摆出上述理由之后，一家雇工人数达1600人、准备转移到他国的韩资企业决定转移到湖南衡阳市。
    李钟台称没有遭遇过政府部门或者官员卡外资企业脖子的经历。“当初LG曙光在湖南是最大的外商投资企业之一，政策给予的优惠、关照是很多的。”李钟台话锋一转，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对外资的政策把握水平、公平对待程度近些年越来越高。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只对大资金推行优惠和关照，相反，对于中小外资企业，更应该提供周到的服务。因为中小企业在运营能力、抗风险水平方面比较薄弱，需要扶持的地方更多。为中小企业服好务，能在相关国家形成一个很好的关于投资环境的口碑，这是吸引外资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希望教育和医疗环境越来越好

    除了管理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和协助政府招商引资，李钟台还经常对市政府提交政策性建议。在这些抬头为“长沙市政府领导”，落款为“长沙市商务顾问”的政策建议书上，旅游、文化交流等均有涉及。但李钟台最关注的，还是教育和医疗。
    在清静幽雅的岳麓山爬山，去湘江之滨的潇湘大道漫步，在长沙近郊打一场高尔夫，说到近五年来越来越好的生活环境，李钟台用了很多溢美之词加以称颂，把长沙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但年过五旬的李钟台聊到医疗环境时，有些保留。李钟台来长沙之初，第一次在长沙看病，看到医院条件简陋不堪，他连针都没打，就“逃”出了医院。
    “就我个人而言，现在我不像过去那样，一生病就回韩国。”据了解，李钟台和他所在的外商群落，生病治疗偏爱去长沙一家外资医院。这与几年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在长沙的韩国人，如果生病动手术、女士生孩子等，还是会选择回韩国。”李钟台认为，长沙不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外资医疗机构或者真正能与国际接轨的医院发展尚处在初级阶段。虽然内地医疗机构在技术水平上可能不存在障碍，但语言沟通、医院治疗环境、服务等与发达国家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应该尽可能再改善一些。
    据了解，在长沙市一所学校里，有很多外国孩子。相关统计数据说，自上世纪90年代末起，共有来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奥地利、俄罗斯、韩国、泰国等多个国家的140至150名外国孩子曾在该校就读，其中以韩国孩子最多。但这并不能掩盖中国二线以下城市在外商子女教育方面的软肋。
    据了解，外商的子弟在这些学校中，按照年龄分到各个班级，除不参加升旗仪式、不参加历史、政治考试外，与中国同学没有什么不同。李钟台认为，问题恰恰在于此。因为韩国、日本和欧美人士家庭普遍希望在国外也能受到本国母语语言文学、历史等方面的教育，但很多中国城市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孩子一旦过了小学教育阶段，这个问题就非常现实地摆在外商面前，很多人只能选择回国。这对于投资规模、项目选择都产生很微妙的影响。
    李钟台指出，这一软肋中其实存在很大的商机。因为很多工业化国家，现在很提倡下一代接受海外教育，以期建设全球化的人才队伍。因此，城市从发展对外经贸交流着眼，办一些专门的外国人学校，生源将会逐步扩大，相关教育机构本身不会吃亏。更重要的，改善外商子女的教育环境，实际上也是最有力的优化投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