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杨·罗拿在上海已经24年，是第一位在中国取得历史学硕士学位的外国公民。转眼间，这位中文说得比国人还溜的土耳其人，已切身经历了中国加入WTO后上海5年来的变化。
    同时，也许是拥有着很多令人惊讶的身份——土耳其担保银行驻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武汉大学中国古代历史专业研究生、上海市白玉兰荣誉奖获得者、上海市文明寻访团成员、西北大学客座教授——的缘故，面对上海这5年，这位“中国通”更多地看到了故事背后的故事。

在中国“天高任鸟飞”

    加入WTO5年，诺杨感触颇多，最明显的就是中国服务业的开放，包括银行、保险、汽车租赁、餐饮、零售等。
    以往，国外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大多集中于工业、加工产业、投资业等；而如今，为中国人熟悉的还有外资理财服务、异域特色餐厅、国际大型超市等，尤其是随着外资银行的不断进入，诺杨的“洋同行”越来越多了。
    诺杨说，自己曾经看过一份资料，目前仅在上海工作的外国人就有6万多人。加入WTO后服务业的开放更为外国人提供了大量工作岗位。
    加入WTO前，来中国就业的人群，主要是高端的CEO、管理者或者高级经理等高素质专业的人才。加入WTO后，不少中端工作岗位上也有外国工作者涌入，目前，“洋打工”在上海的服务行业已有了一些规模。
    尽管有些部门对外国人的聘用率并不算高，但大量外国人的到来，本身就能制造商机。譬如，专门为韩国人开设的韩国餐馆、韩国理发馆，“还有土耳其餐厅，以及带有土耳其特色的酒吧等。”诺杨说，“这些都为上海的多元文化增添了更多的色彩。”

老外眼中的城市“软、硬伤”

    常年生活在上海，诺杨如今还是一名“交通协查志愿者”。每次谈到上海的交通，他就颇有些牢骚。
    “加入WTO以后，尽管中国经济发展非常之快，但与之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相应地快速提高，尤其表现在交通方面。”他甚至担心，上海的交通会成为阻碍其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目前，上海交通管理方面有几大问题，红绿灯变化太快、交通标识经常变更却不及时通知驾驶员、标识牌信息不够准确、街头广告太多以至于经常让人感觉交通指示牌被淹没其中等。为了解决上海的交通问题，诺杨多次“上书直谏”，他写的《红绿灯变得太快》还在一次交通征文比赛中获得一等奖。
    除了交通等“硬伤”，快速经济发展下国民素质的相对缓慢提高，成了“软伤”，诺杨将此视为加入WTO后不可避免的“衍生品”。
    目前，上海的马路利用率太低，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浪费。“正常的秩序应该是有先有后、互相尊重，上海人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好。经济发展了，市民素质没有紧紧地跟上。”

“我已经离不开上海了”

    尽管挑出了不少毛病，但对于上海这个他心目中的第二故乡，诺杨还是颇为赞赏的。“首先，这个城市的治安非常好，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城市。市民的服务意识比较强，生活比较便捷。”
    上海应该朝着更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包括旅游、教育、卫生健康等各个方面。“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诺杨用了一个非常中国化的说法，“不管今后的情况如何变化，我已经离不开上海了。”
    现在，诺杨的日程表上还有很多计划：与更多的土耳其贸易商接触，把中国的投资环境、贸易状况介绍给他们；回土耳其，给大学生们演讲；继续做给上海挑刺的“洋啄木鸟”；新书《关于敦煌与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研究》已经完成了2/3，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