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媒体报道称，中国将有可能超越日本成为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框架下的第二大“投票国”。那么，这种形式的“中国地位”提高会对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值得我们冷静下来好好估量。
　　众所周知，特别提款权(SDR)是为了弥补IMF成员国靠本国的外汇储备无法抗衡外部的投机冲击这一缺陷，而在1969年由IMF推动形成的国际储备资产。也就是说，某一个成员国内部发生了危机，威胁到本国的货币价值，于是，作为成员国，就可以根据自己所拥有的特别提款权，来向其他货币坚挺的国家借贷它们的外汇资产，来购买自己遭遇抛售的本国货币，以此保卫自己的货币价值和投资者对本国经济的信心。
　　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发达国家的汇率制度变成了浮动汇率制度。另外它们可以通过金融体系强大的信用基础作担保，实现国际资本的流入的不会间断。甚至很多发展中国家，因为对外开放，外资的流入程度增大，再加上和与发达国家建立起来的经济金融合作关系，所以，各国对SDR的需求也就越来越淡漠了。
　　今天，人们重新开始关注SDR这个“老古董”制度，我想，理由在于以下几点：
　　首先，特别提款权的资金保证是成员国根据自己国家经济增长的能力，将自己外汇储备资产拿出来共同形成一个“资金池”，而且，这个“资金池”的币种不是单一美元，而是包括英镑、欧元和日元等国际硬通货。相对来讲，这个资金池的“资产组合”价值不是由美元这一个主权国家货币的走势决定。所以，即使美元危机，谁手里如果是SDR外汇资产，那么它将来换取某一个硬通货的能力就要比由单一美元构成的SDR强得多。
　　其次，虽然美国在“资金池”使用上有一票否决权，但是它毕竟是集体意见的统一，只要有几个国家呼应上来，投票权越靠前的国家就越能够在资金的使用上和管理上有很大的主导权，这也是像中国、俄罗斯这样美元拥有的“大国”喜欢SDR的价值体系的原因之一。
　　第三，即使美国和欧洲国家今天在危机面前继续硬撑着脸面来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但也已经力不从心。如果市场也开始对他们产生怀疑，比如，石油美元国家和商品美元国家开始抛售美元或欧元的话，那么这会加深发达国家的危机程度。如果现在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资产作为保值的渠道让这些国家来持有，比如让IMF发行以SDR价值为定价基础的债券，这样，这些国家出于外汇储备价值的稳定，不在市场上抛售美元，而和IMF进行置换，那么，IMF将这些积累起来的美元资产去支持遭受货币冲击的国家，就不会引起美元货币体系或欧元货币体系的动荡。这也是美国和欧洲今天支持中国和俄罗斯提高他们特别提款权的原因。
　　但是，我们千万要提醒自己：今天中国提高了自己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但随之而来的对国际事务的义务也被推到了最前面，而我们自身今天还处于发展阶段，无法“打肿脸充胖子”，不能无视自己经济发展的基础进行过度“外援”，这不利于我们在国际舞台上争取持久的主动权；但如果我们太强调自己的利益，大国威胁论的帽子就会无中生有地套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在IMF框架下所争取到的主导权，就是站在广大新兴市场国家的立场上来维护大家辛辛苦苦所创造的外汇储备的价值。在对外SDR支援的同时，要争取相对等的权利。在将来，则通过加强SDR与人民币联系的机制，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舞台上的威信，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打下坚实的网络基础。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