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10月份以来,在扩内需保增长的掩护下,一些地方的保护主义开始重新抬头。中部地区的湖北、安徽、河南,东部地区的江苏南京和浙江杭州,华南的湖南和广东东莞,北部地区的吉林,西部地区的陕西等也纷纷出台优先采购本地产品的措施。(2月17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当我们对“买美国货,招美国人”条款忧心忡忡之际,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对本地出台的种种地方保护主义措施持同样的反感态度。官员会把“买本地货,招本地人”作为艰难时局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天然合理手段,企业会因为能够跻身政府“关照”名单而欢呼雀跃,民众也认为自己理所当然会成为拉动本地消费、促进本地就业的受益者。如果坐井观天于一地,这样的逻辑确有道理。
　　但地方保护主义的危害也显而易见。中国经济在危机之下的转型方向,正是从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向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在内需方面,我们所寄望的是13亿人口的消费能力和幅员辽阔的国内市场。在民众消费能力有待进一步释放的同时,一个先天不足的国内市场又将面临着新的分崩离析的考验。地方保护主义的“传统”一旦激活,中国经济对内需的指望恐怕只能落空。
　　反对地方保护主义,应当从何处入手?遍寻法典,可以依赖的可能只有去年开始实施的《反垄断法》,因为地方保护主义说到底是一种对消费和就业市场的行政垄断。然而,即便反垄断机构能够认定地方相关文件属于行政垄断,接下来的处置办法只能是“由其上级部门责令予以改正”。
　　在继续对法律保持信心的同时,也不妨从更根本处思考应对地方保护主义的策略。地方保护主义其实是一种新的重商主义,它以强有力的政府之手直接参与市场运作过程,并以少买多卖等手段企图获取更多经济利益。不难看出,地方保护主义的要害在于政府职能错位。
　　经济颓势之下,对政府干预理念的误解大大加剧了政府出位的危险。越是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政府越是需要恪守本位,尊重市场自身的原则和规律。这一点有赖于行政体制改革来实现政府的真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