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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白澄宇:对于一种金融创新,如果过早严格监管,会扼杀创新能力。如果不管,会造成行业混乱。比较有效的方式是,监管部门划定行业边界和底线,由行业自律组织根据法律和监管底线制定自律规则,并依靠会员和公众的监督开展自律。
经济研究人士•刘海影:拜访一家二线城市的某股份制银行分行,谈及实体经济,信贷需求下滑厉害,很多中小型企业挣扎在接近亏损的境况,地方政府则在新预算法的约束下砍掉了很多基建项目,看不到新的增长点。谈及其私人银行部客户,很多人都希望增加资产配置中美元资产部分,但苦于美元存款利率太低、不熟悉美国其他投资(如对美国投资没把握),采取行动的人和规模都远低于潜在意愿。
经济金融专家•余丰慧:房地产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产业链条很长,过度滑落将影响到就业。面对房地产行业一片颓废,最着急的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不过,地方政府在财税、土地和货币信贷上的配置权非常有限,能够刺激房地产行业复苏的工具选择并不多,而且预期效果也不好。这就要求必须从中央政府层面包括手握金融、土地、财税大权的中央职能部门出台救市举措。这是不到10天时间中央六部门三箭齐发、痛下三剂猛药的真正原因。
易居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股市与楼市都很重要,但对经济和金融波动的影响,楼市要远大于股市。尤其是市场大跌,甚至崩溃后,楼市的负面影响更大。中国政府,可以坐视08年股市崩盘,却绝对不敢让楼市大跌。股市崩了,股民守法自愧。房价若崩了,不仅冲垮经济与银行,业主也会闹事。
首创集团总经理•刘晓光:从外资分析报告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进入新阶段,即继续在目前高水平上保持平稳增长,并会有更多企业尤其是民企对更多行业及国家进行投资,对象都是一些能让中国企业向价值链高端进发、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项目。对外投资会为中国经济转型作出重要贡献,并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汇丰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影响就业稳定。咋办?先得问问谁是创造就业岗位的主力?当然是企业,尤其中小企业,因此要想稳就业就必须为企业解难。订单需求不足、税费重、融资贵等是企业面临的主要困难,所以应更果断地扩内需,减税费和降息降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佐军: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可立竿见影,很容易上瘾,故须受以下约束:一是货币发行约束:以不加重通胀为限;二是财政约束:赤字率和债务负担控制在安全范围内;三是资源环境约束:以不恶化资源稀缺性和环境污染为限;四是政府职能约束:政府投资应限定在公益性和外部性领域。
北京市职业院校特聘专家•马靖昊: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总数为45.3万个,2013年为35.3万个,消失了10万个。2010年私营工业企业为27.3万个,2013年下降到19.5万个,消失了7.8万个。中国企业大规模死亡,直接原因为:1、税负太重;2、五险一金太高;3、土地成本上升;4、融资利息高。因此,目前必须鼓励创业以替补这些窒息的企业。
社科院教授•刘煜辉:财政和央行的探戈起舞,短期有点拿不准AH股溢价会是个拖累吗? 周行长说置换是个新东西要研究是否介入。其实哪能不介入呢。银行的资金流量表摆在那里。剩下就是AH股价差了,如果公募保险真能放行沪港通的话,港股那点流通量还真可能变成A股的里海?若港股变成A股的里海,倒是真不用太担心泡沫了。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洪榕:看到大多数专家都在就事论事谈“房地产政策调整”,其实更应关注的是政府救经济的信心,表明只要经济还有问题,政府救市会更果断,稳住房地产,经济无大碍,银行就没大问题,这对股市是最大的利好。说房价会大涨有些片面,因为免税五年变两年,会加大房子的挂牌量,对房价会有压制。
学者•刘正山:这次楼市新政,不是“救市”,而是继续回归市场。所以,房地产长期调整的趋势不会改变,只有短期的局部作用。高位运行的房价,与政策带来的预期需求增加,差距仍很大,有效需求依然不足。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此次二套房首付下调可谓房贷政策由非常态向常态的回归,有利于释放自住性及改善性购房需求,以改善民生,稳定经济。“因地施策、分类指导”意味着政策不应一刀切,个人认为,像北京、上海、深圳等购房需求旺盛甚至房地产持续过热的城市可考虑不下调首付比例,同时,银行亦可根据自身经营状况灵活调整。
财经专栏作家•肖磊:中国银行发布报告说,在美元进入升值通道,人民币汇率双边波动趋势逐步确立的趋势下,我国企业和个人持有外汇的意愿将逐步增强,基础货币出现较大缺口,为满足流动性需求,未来可能需要降准2至3次进行对冲性操作。我认为,存款准备金率降到10%都是很有可能的,降准是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也是结果。当银行息差越来越窄,高额准备金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另外存款保险制度也要齐头并进,金融改革是个连环阵,破一阵就全得破。
经济学者•马光远:我一直在思考,雄霸全球家电行业几十年的日本家电企业为何在互联网时代迅速衰落,不是他们技术落伍,而是他们主动和互联网时代脱节。曾经把洋彩电几乎赶出中国的长虹开始用互联网理念推出智能电视CHiQ,并纵横联合BAT这样的上下游内容企业,快速迭代,共建体系,让我看到了中国家电行业的希望。
经济学家•邱晓华:从眼下经济态势看,经济下行压力远大于预期,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跌破7%的概率很大。分析其主要原因:一是工业增长率回落明显大于预期,主要是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程度比较严重,受到市场需求不足的约束超出常态;二是投资增长率回落明显大于预期,主要是房地产市场形势严峻,导致投资增速回落幅度较大。
经济学博士•朱海就:市场化是一种自发性力量,政府只要不去打压,市场会自己成长起来。中国互联网相关产业的发展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互联网技术与资本结合,推动了各个领域的市场化,比如媒体、金融,教育、医疗和出租车行业等等,这是市场力量的体现。它使消费者获得好处,也触动原来由政府垄断的部门,如出租车行业。这时,政府究竟是保护自身利益,还是开放市场,对政府的改革决心提出了真正的挑战。
国家发改委特邀研究员•郭凡礼:新一轮央企重组与以往相比,更加注重市场规律,降低行政直接干预,增加企业决策权。央企重组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重组后的央企按照市场规律运营,降低行政对央企的影响。建议在央企重组过程中,第一,要注意央企资产流失问题;第二,促使重组过程的公平合法,保障企业的话语权;第三,完善重组后的监管制度,合理监督企业行为。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洪平凡:以一个国家与美国在人均收入上的差距来判断这个国家是否有8%的增长潜力,没有经济意义和预测意义。过去70年,全球只有12个国家GDP增长连续20年或更长一段时间达到7%。这些高增长是特例,并非普遍规律。
经济学家•滕泰:越来越多的专家谈到金融改革的重要性。我想,2015年会很快形成一个共识:十年前景必须从五大财富源泉的要素供给潜力和要素供给效率来探讨,但是短期经济下行压力的关键在于金融抑制,融资难融资贵是过去两年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不管通过什么手段,融资成本降低一点,经济就回升一点。
央视《华尔街》顾问•陈思进:A股高处不胜寒。目前A股市场市盈率中位数为56倍,即使把未来所有盈利都分配给投资者,投资者也需要50年才能回本。一般的跨国公司平均寿命为10到12年,实力雄厚的世界500强企业平均寿命也只有40到42年。而在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2.5年,集团企业的平均寿命也仅7到8年。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传上海将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个人从40万提到80万,家庭从70万提到140万。评:当前上海额度偏低,北京家庭最高140万,且近日住建部部长要求各地增加公积金贷款额度,总理要求支持购房,但商业贷易受商业银行利益牵绊,而公积金由政府操纵,易松。上海暂不愿松限购,必松公积金。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亚投行并非只是修建铁路或公路,它还支持大量公益性基础建设,比如学校、医院、水坝等。当然,亚投行如何保证盈利,这是一道难题。投资很考验政策制定能力,这是一个促进发展的合作组织要取得成功的重要环节。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是投资走出去的时候了。但是,我们相当多的投资走出去,与发达国家的走出去不同,一部分人移民,去而不回;利润留投资国,不流回国内,相当一部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果形不成本国国民收入增长的内容。
独立财经撰稿人•皮海洲:从河南监管局对风神股份的“顶格处罚”来看,加大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力度,应是《证券法》修改必须解决的问题。否则,《证券法》修改所主要解决的五大问题,尤其是所谓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就只是一句空话,并最终成为投资者的笑谈,成为一个大笑话。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地方金融改革要取得突破并非易事。一则,金融业经营货币资金,具有系统性和全局性特点,由于套利因素存在,很难在某一非封闭区域呈现鹤立鸡群式的特色化发展;二则,我国的金融监管权高度集中,大的金改举措往往由中央统筹,留给地方政府的空间原本就不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佐军:为何各地频现“资源诅咒”?且不说那些资源枯竭型城市出现的难题,且不说已出问题的地区,单看看近几年各省区GDP等指标的表现,就不难看出山西、河北、黑龙江、辽宁、内蒙古等资源丰富省区下降最多。其核心原因是将资源当成唐僧肉,只顾疯狂“吃资源”,忘了向“吃知识”的转变。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银行结售汇顺逆差与央行外汇占款不一致或常态化。在过去绝大多数情况下,前者顺差都对应着后者正数,反之亦然。但预计未来不一致会更多出现,因为国际资本外流的压力(对应着商业银行结售汇逆差)意味着外储需要更多高流动性资产汇回(外储绝对规模大,但高流动性资产比例多高则存疑)会成常态。
经济学家•邱晓华:经济的发展权更多地交给企业,发展的成果更多地让百姓分享,应是改革的方向和归宿,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题中之意。没有企业做大做强,不可能有国家的强大,没有百姓的日益富裕,不可能有企业的强盛。因而,有必要破除各种限制企业发展的障碍,更有必要拓展百姓致富的渠道。企业好,百姓富,国家就强。
黄作兴代表:其实国内很多企业并不缺乏创新能力,但创新出来的产品在市场上很快就被“山寨”了,仿冒的成本太低、劣币驱逐良币。
朱列玉代表:现在最关键的是要“回头看”,对已经下放的进行清理,把真正的审批权下放、核心权力下放,避免一些地方和部门老拿数字说事,雷声大雨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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