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美国经济基本面在持续好转，消费增长，房价回升，信贷状况变得更加宽松，因此也出现了量化宽松政策可能逐渐收紧的预期，但是受到财政紧缩的冲击，经济增长可能比2012年略低，在1.8%左右，2014年美国的经济增长可能进一步回升到2.5%左右。
经济增长的稳定因素逐渐明显
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常用的季调年化环比实际季度经济增长率波动相当明显，但是如果使用其他国家常用的年化同比实际季度经济增长率来看，美国经济增长的表现却要稳定一些。因此，如何评价美国的经济增长形势就成了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并且关系到对未来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
在过去的一年间，虽然美国经济增长由于财政悬崖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波动，但主要是因为国内私人投资的波动，政府开支的拖累在后三个季度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作为经济中最重要支柱的私人消费则始终保持大体稳定。个人消费的变动对美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从2012年第三季度到2013年第三季度，不论是个人消费对环比增长率贡献的百分点还是对同比增长率百分点的贡献都大体稳定。较低的通货膨胀、失业率持续下降和个人可支配收入上升等原因是导致个人消费贡献稳定的主要因素。个人消费代表了内生性增长动力，所以，尽管美国经济增长依然低于其潜在水平，但是已经出现了企稳的趋势。因此，可以说美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因素经受了外部冲击的影响，显示出内在的稳健性。
美国GDP统计方法调整的影响
2013年7月，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第14次国民收入与支出账户综合修订说明和调整结果，最核心的变化是将研发支出资本化，也就是将研发支出等纳入固定投资。这种变化体现出来的一个明确理念是将研发支出看做是投资而不是消费，因为它与固定投资一样，不仅会推动当期增长，也会增加未来的收益，因此具有资产的属性，在技术、知识和信息时代已经成为创新和增长的重要来源。随着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完成，信息设备和知识产权产品(软件、研发和娱乐与文艺创作等)投资比重不断上升，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成为美国的突出优势和强大实力。
尽管在理论上可以将研发投资纳入固定投资，但是在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中却存在着长期未决的争议。因为研发存在风险，失败的研发只能算作成本，记作中间消耗，而不能计入固定资产。此外，基础理论研发的所有权是开放的，所以对研发效益的归属也存在不少技术上的困难。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在全球范围内率先修订了统计方法。
按照新的统计方法，美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衰退就没有此前数据显示的那样严重，之后的复苏也变得更加强劲。2012年的GDP总量也提高3.6%，GDP增长速度也被调高了0.6个百分点。由于投资的上升，美国的储蓄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善。当然，按照这种新口径计算的GDP还可以使得美国沉重的债务负担得到些许的缓解。
趋向收紧的量化宽松
从2012年开始，尽管从美联储的声明中还看不到有关量化宽松政策可能逐渐收紧的直接表述，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蛛丝马迹中感受到相关的争论。这种争论一度在美联储人选问题上表现得非常突出，然而目前，美联储收紧量化宽松已记本成定局。
金融危机以来，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在基础货币的增长速度上得到了非常明显的反映，但是反映实际经济活动的M1和M2的增长却远没有那么明显，量化宽松释放出来的流动性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领域推动增长。因此，从量化宽松对实体经济刺激的角度看，在连续推出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后，其有效性已经大大下降，特别是当个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稳定趋势已经比较明显以后，没有预设期限和额度的QE3是否还有必要维持原有的力度就值得认真考虑了。
除了传统的物价稳定以及在埃文斯规则中得到强化的失业率之外，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还包括维持适度长期利率水平这样一个较少被提及和讨论的内容。在货币政策对美国实体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日渐式微的情况下，美联储连续推出三轮量化宽松一定还有更深层原因的。量化宽松的实际目的可能已经从直接经济刺激转变为压低利率水平，从而避免巨额政府债务的刚性利息支出过高，进而给年度财政支出带来压力而引发债务危机。
在财政收入没有明显增长的情况下，刚性利息支出的增加显然要挤占其他正常的财政支出，否则美国国债就会出现违约的大问题。但是，在财政悬崖之后，随着对未来国债利息支出占比预测数值的下降，为防止出现政府债务危机而维持零利率的必要性也随之下降，推出量化宽松以维持零利率的必要性也就没有那么紧迫了。
到2013底，美国经过季节调整的失业率已经达到6.7%，接近了埃文斯规则的水平，而通货膨胀水平依然维持在低位，也为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提供了经济基本面方面的支持。
财政状况有所好转但问题犹存
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沉重的政府债务负担和高企的财政赤字成为威胁经济稳定的首要因素，同时也抑制的政府开支和经济增长。白宫与国会在压缩政府预算和提高债务上限问题上屡屡争斗，甚至因此在2011年造成了美国国债被降级，2013年又出现了联邦政府因预算问题而被迫关门的险境。而值得注意的是，在2013财年，美国的财政状况却出现了好转迹象。
2012年曾经被广泛关注的财政悬崖问题最终以白宫与国会双方都做出一定妥协的方式平稳度过。借助于减税到期的政策，政府财政状况出现了好转迹象。按照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在2013年7月发布的《中期评价报告》中提供的最新预测数据，在2013财年中财政总收入大幅度增长，而在国会强大的减赤压力下，在财政支出方面却维持在与2012财年大体相当的水平，财政赤字在GDP中的占比从6.0%直落为4.7%。
应该看到，美国从2011年以来的“财政巩固”的确遏制了公共债务恶化的情况，但是这也仅仅是抑制了它的高速增长。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美国的债务负担依然非常沉重。更严重的挑战是，按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到2017年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将出现大幅度的上升，政府的国债利息负担就会随之上升，爆发债务危机的风险也会增加。这意味着留给美国解决债务问题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了。
总的来看，美国未来10年的财政状况会稳定下来，债务总额也将得到控制，从而使得债务负担得到缓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国老龄化问题的逐渐加剧，刚性开支会上升会给政府开支的减支带来新的压力。另外，上述所有这些预测是建立在美国海外军事行动支出下降的基础上的，一旦国际形势出现突发情况，美国的财政赤字又会再次恶化。
2013年10月，由于国会拒绝通过白宫预算导致政府被迫关门。应该看到，国会和白宫在医保预算问题上产生分歧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他们之间的争斗也反映出了党派之争，是美国两党在竞选中观点极化的延续。2011年的债务上限危机导致美国国债因此暴露出的债务管理问题而被降级的教训犹在，国会又一而再，再而三地以预算相要挟，将党派之争置于国家利益，甚至全球市场稳定之上。虽然在最后关头双方最终又达成了妥协，但是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这种胆小鬼游戏已经成了威胁美国经济稳定的一个新变数。
微观经济形势稳定后的隐忧
金融危机以后，受到债务问题的威胁，美国宏观经济形势呈现出不确定波动，而公司部门的微观业绩继续得到改善和恢复。连续的量化宽松政策使得利率水平一直稳定在最低的水平上，这不仅降低了财政部的国债利息负担，同样也改善了公司部门的融资环境。然而，从2011年中开始，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好转，公司的经营环境虽然得到了改善，但是企业经营业绩却失去了继续增长的势头。
毫无疑问，公司部门微观经济的状况最终取决于企业的效率。目前不论是从非农企业人均产出还是从小时产量来看，在经历了危机后的短暂反弹以后，自2011年以来，季度同比增长率一直处于低位，造成了企业效益增长的停滞。
外部经济的影响
自2010年美国的出口增长率跃上两位数以后，一直持续到了将近两年，但是，从2011年11月以后，出口同比增长跌回到一位数，并且维持了一路阴跌的走势。按照这样的速度，要实现出口倍增计划前途非常渺茫。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债务缠身，新兴市场增长减速，无疑都制约了美国出口的增长。
相比暗淡的出口情况，美国进口的衰减程度更严重，2013年的前7个月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美国经济与2009年已经完全不同，不仅走出了衰退，而且在国内消费需求的支持下宏观形势逐渐趋于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进口出现停滞显然是不正常的。事实上从2013年以来，美国制造业的出货量则大体保持了与国内零售额的同步波动。这种情况意味着美国的再工业化即使没有推动出口，至少减轻了国内市场对进口的依赖。
与贸易渠道相比，美国作为全球重要的金融市场，金融项目下的资本流动对美国自身和全球经济的影响更重要。在2012年初凸显的欧洲主权债务风险逐渐平息以后，美国私人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也随之恢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美国开始变现在海外银行和券商的债权撤回国内。而外国投资者在美国投资方面，2012年第2季度一度出现了罕见的回流，但是在此后的4个季度中又恢复了流入状态。其中，官方资本的主要流入方向还是美国国债，但是在2013年第2季度也出现了减持，暗示着美国经济的内在不稳定性。
结论
尽管在过去的一年中，美国经济经历了财政悬崖和全球经济放缓的冲击而表现出一定的波动，但是作为美国经济重要支撑的私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体保持了稳定，体现了美国经济的内在稳定性在增强。与此同时，税收增加和支出缩减使得美国的财政状况出现了好转的迹象；公司部门的盈利水平虽然没有明显增长，但失业率继续下降；出口放缓的同时进口也出现下降，对经济增长呈现出中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对美联储缩减量化宽松幅度的预期不断上升。
在近期美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不确定性主要包括：第一，美联储缩减量化宽松的幅度、进度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二，全球经济，特别是在美联储缩减/退出量化宽松以后，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我们认为，美联储对缩减量化宽松幅度的态度将是审慎的，会综合考虑退出时机和国内外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