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萧县大量制售病死猪肉，山东潍坊市峡山区生姜种植违规使用剧毒农药，山东阳信县制售假羊肉，江苏东海县康润公司非法制售地沟油，山西孝义市小学生集体腹泻”，监察部日前就5起危害食品安全责任追究典型案例发出通报，给予46名责任人员党纪政纪处分或组织处理，8人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食品安全，首先是“产”出来的，也是“管”出来的，只有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才能实现“舌尖上的安全”。如果发生食品安全事件，生产经营者是首当其冲的责任者，作为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食品制售方从原材料进厂、加工生产，到产品出厂、销售，每一个岗位、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环节都应严把质量关。但是，绝不应忽略监管部门的监管责任。监察部公布的这5起案例，相关人员被处理皆是因为失职渎职。

　　稍加梳理相关责任人的失职渎职细节，便知他们被处理并不冤枉。以潍坊毒生姜事件为例，知情人透露，监管部门“一年抽查不了几次”，“只要找几斤合格的姜去检验，就可以拿到农药残留合格的检测报告”，这足以说明监管流于形式，犹如蜻蜓点水。可以说，几乎每一起食品安全事件的背后，都站着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的监管人员，本该发威的监管处于乏力或失灵状态。此前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也证实，当前食品安全犯罪易发多发，还与一些部门监管不力、行政不作为，一些监管人员玩忽职守、包庇纵容有着较大关系。

　　重拳方有效，重典才治乱，决不能再出现三聚氰胺奶粉那样的信任危机。玩忽职守、包庇纵容必须受到处罚，否则，不仅食品安全沦为可望不可即的虚妄之谈，监管部门的公信力也会逐渐透支。我国对食品犯罪的定罪量刑正在从严从重。治乱须用重典，对生产销售问题食品的不法商人应依法严打，对涉嫌失职渎职的监管人员同样不能姑息。近年来，在已经判决的食品安全案件中，监管人员被追究刑责者不乏其人，如南京“瘦肉精”案件中，4名公职人员因渎职分别被判处2年到2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从食品安全法到《刑法修正案(八)》增设食品监管渎职罪，再到两高的司法解释明确“食品监管渎职最高判十年”，可发现一条清晰的路径，对食品监督渎职越来越严苛。其意不言自明，即通过严惩来倒逼监管部门恪尽职守，增加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意识。

　　还应当看到，当前的食品监管面临两种困境，一是部门职能交叉。多年前，坊间就流行这样的说法，“十个大盖帽管不好一桌饭”、“八个部门管不好一头猪”，时至今日，这种积弊仍未消除。国务院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标志着食品安全从分段监管向协调统一监管迈进了一大步。二是监管力有不逮。中国人口基数大，食品生产企业多，生产的食品更是难以统计，即便监管人员个个三头六臂，也不可能触及每一个角落。如果将食品安全的希望完全归于监管人员身上，显然是不现实的，对监管部门而言也是不公平的。为更好地发挥监管部门的效力，除了捋顺制度机制之间的冲突，还应该加大投入，如李克强总理所说，虽然财政紧张，宁可在监管方面多花钱，甚至花大钱。最关键的是，设立开放的监督平台，激励公众参与监督的热情和智慧。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问题涉及千家万户，关系到民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生产和监管环节一齐发力，双管齐下，并辅以公众参与监督的热情，锻造出安全可靠的食品消费环境，提振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当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