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全球各类经济观察机构、咨询研究机构猜测了半年多的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uantitative Easy,QE)究竟何时退出的疑问，上周四终于有了答案：美联储将从下月起每月削减100亿美元的QE，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与美国国债分别缩减50亿。这个决定，拉开了美、欧、日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逐步退出的序幕。而QE有序退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多维度且非对称的，一方面美国复苏迹象有利于我国外部环境的改善，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另一方面也会间接增加我国经济的波动风险。

　　鉴于QE退出的信号早已发出，与今年6月美联储宣布调整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相比，对此次美联储宣布的实质性缩减安排，全球股票、债券、大宗商品市场的表现显得平静多了。当然，此次QE缩减规模远低于市场预期，据美联储的估计，2000亿美元的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撑类证券会造成相当于25个基点利率的变动，而100亿美元的缩减相当于25个基点的二十分之一，影响似可忽略不计。这应该是QE宣布缩减当天，国际股市表现稳定的最直接因素。Wind数据显示，标普500指数小幅下跌后强劲反弹，收市上涨1.66%，创下1810点新高，日经225指数上涨1.74%。更有判断称，QE退出不仅近期可能不会激起全球资本市场较大波澜，而且“靴子落地”效应可能还会助推资本市场酝酿新一波行情。

　　美联储QE退出实质上肯定了美国经济复苏的信心，这无疑会提振作为美国重要贸易伙伴国的中国出口贸易，有助于支撑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升级。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基本面逐步向好，实体经济开始有了逐步摆脱次贷危机泥潭的迹象。据美国商务部10月公布的三季度GDP初始季度增长率为2.8%，12月5日公布了GDP增长修正数据为3.6%，远高于此前的估测。在就业市场上，劳工部公布11月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下降2.3万人，是下半年的最低水平，其主要原因得益于美国个人消费、私人库存、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

　　据商务部统计，今年1至11月我国进出口总值为23.43万亿元，同比增长7.7%，其中出口为12.45万亿元，增长8.3%，低于历史同期水平，而美国、欧盟的出口的疲软是导致出口贸易不景气的主要因素。与中国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相比，美国经济的复苏必然是国内消费增长的结果，这对中国家具、玩具、服装、食品等传统出口行业是较大的利好消息。再者，此时正值我国经济“调结构、促改革”的转轨关键时期，外部环境的逐步转好，可以一定程度上保障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

　　现在看来，美联储QE退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间接的，但其间接影响可能会增加经济平稳增长的波动风险。次贷危机暴发后，美联储持续五年实行QE货币政策，大量释放流动性，渗透和深入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QE退出可能造成的危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可能会随着美元利率上升从其他国家大规模退出，致使这些国家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进而传导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不过，以目前的情形，笔者相信此次QE退出不会造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但可能会增加我国经济平稳增长波动风险。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我国金融体系必然面临外部流动资金撤离，还可能造成银行体系的“钱荒”雪上加霜，“呆账烂账”等问题的爆发。其二，由于QE退出必然会造成资金进出规模和频率的增加，会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带来更多干扰因素，货币政策调控难度变得更高。

　　以笔者之见，此次QE退出，可能不经意间为我国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契机。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因为储蓄率和外汇储备不高，资本项下又完全开放，资本外流是必然趋势，由此，我国可以尽快与这些国家签订货币自由兑换的谅解备忘录(MOU，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建立有影响的人民币离岸中心，鼓励两国交易所与交易所之间的合作，设立推出更多符合需求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各种金融产品，帮助新兴市场国家渡过难关，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规模和外汇储备币种多元化，避免更大的金融危机爆发。

　　与我国高储蓄、高外汇储备、资本账户非完全开放不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印尼、巴西、南非和印度等可能会因为“QE退出”这根导火索引燃自身具有金融缺陷的经济运行体系，进而引发区域性的金融动荡。1998年泰国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上世纪九十年代全球热钱涌入泰国，对冲基金发现泰国金融体系是个“有缝的鸡蛋”，于是通过在外汇市场上大量抛售泰铢兑换美元后快速流出，致使泰国资产价格泡沫在短时间内迅速破灭，进而在东亚地区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亚洲金融危机的创伤至今仍有余痛。

　　总之，如何尽最大可能趋利避害，对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运作水平和掌控金融的智慧是个艰巨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