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美联储前一段的表态,一些市场人士曾大胆推测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时间最早将是9月份。不过,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近来却渐露退缩之意,特别是最近的一次表态不仅未谈及何时开始缩减量化宽松规模,反而用“小幅”、而不是此前的“温和”来形容美国的经济复苏。美国劳工部此后公布的就业数据喜忧参半,华尔街数家银行因此将预估的退出时间推迟到了年底。 退与不退,何时退,似乎正变得益发扑朔迷离。不过,如果以更广的视野去审视美国经济,厘清一些问题,似可从中一窥端倪。 首先,美国经济的问题是结构性的,是过度“空心化”和“虚拟化”的问题。美联储设定的失业率低于6.5%、通胀控制在2%水平的退出门槛,是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美国能否真正退出,取决于美国何时能完成经济结构的调整,重塑真实的增长动力。而且,这种内生增长动力必须能克服退出带来的如贷款利率上升、美元走强及美国财政紧缩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集体放缓等内外负面因素的影响。 其次,如何评估量化宽松政策产生的效果。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似可用三句话来表述: 一是效果显著。数年多轮的量化宽松已使美国经济呈复苏企稳之势,失业率从两位数的峰值下降至7.4%,美国南部传统制造业的成本和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相比,也已逐渐具有竞争力。 二是副作用巨大。正如奥巴马最近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强调:量化宽松的副作用不可低估。5月份,随着美国股市的节节高涨,信用违约互换(CDS)这个金融危机的元凶重现华尔街。与此同时,多年的量化宽松也严重损害了美元的国际地位。 三是结构调整和增强自主发展能力远未到位。制造业是增加就业的大户。而据美国商务部年初的统计,除高端制造业外,美国当前制造业的总体水平仍低于2007年。底特律的破产、通用电气、苹果公司等一些大企业将大量利润留存在海外等现象,一定程度上表明美国经济的大环境仍缺乏竞争力。市场反应从另一个侧面也验证这一点:美国股市的波动与是否退出高度相关:退,则应声而落;不退,则节节高涨。 最后,美国经济结构调整何时到位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从价值链和产业链的角度看,美国经济向实体回归也是必然。但美国的调整不仅取决于自身,而且和其他国家的结构调整密切相关,这注定只能是一种反复磨合的过程。 或许可以把此前美联储准备退出的表态当做一次“试水”,但事实表明,美国短期内难以离开量化宽松这根“拐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6月所言在2014年中期完全停止购债计划,恐怕只是个极小概率的事件。当然,考虑到量化宽松的副作用,美联储在继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时做一些量上的调整也是正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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