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业似乎成为了逆周期增长行业，因为无论市场预期还是官方都认可了经济增长进入下行周期，今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速已降为7.6%，但信托业却以超常规的速度增长。来自中国信托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截止到2013年二季度末，67家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为9.45万亿元，同比增长了70.72%。信托业规模已然逼近10万亿元大关，这个中国第二大金融业态仍然没有放慢增长步伐的迹象。
　　这看起来不符合常理，但在现有金融体系下，结合当前形势，却合理的存在。中国经济经历了十年的快速增长，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将工作重点放在了调结构方面。既然是调结构，就要抑制过热以及风险过高的行业和领域，从融资渠道上对其进行限制。这些行业和领域只好以更高的资金成本，转而寻找传统信贷以外的资金渠道，于是客观上助长了信托业的快速发展。所以，与其说是逆周期增长，倒不如说是融资渠道的转移。
　　信托业超额增长的部分，大多是传统信贷所失去的。我们所熟知的一个方式就是通道业务，即银行发行理财产品募集资金，通过信托渠道投放到受限的行业和领域。通道业务的银信合作本质上可看做监管套利，在监管加强之后，规模开始回落。却无法阻止新的渠道出现，券商和基金子公司的资管业务给银行理财资金提供了新的出路。从去年开始，券商资管业务异军突起，资管新政推出仅4个月时间，券商资管规模就突破2万亿元，半年之后超3万亿元。这其中有多少增长得益于通道业务，从业人员自然心知肚明。
　　值得注意的是，资管业务的爆发式增长，并没有压缩信托的规模。新渠道的出现并没有阻碍信托的增长步伐，其中原委恐怕于产品设计有关，二者并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一种合作关系。监管加强之后，银行理财资金并不是像过去经一次通道完成投放，而是经一系列包装，过了多道手。银行资金无论是通过券商资管还是基金子公司，最终更多的是以单一信托计划为终点。这种发展轨迹其实可以从数据上得到印证。
　　来自中国信托业协会的数据显示，“单一资金信托”规模在2010年一季度占全行业信托资产总规模的比例曾高达80.50%，以后占比虽逐年下将，2010年四季度下降为74.51%，2011年四季度下降为68.21%，2012年二季度下降为66.46%。笔者在去年写的《隐匿的信托业龙头》一文曾指出，单一信托占比从2010年到2012年的下滑，源自于监管对银信单一信托的加强。现在我们拿今年二季度数据与一年前进行对比，单一信托占比开始止跌反弹，回升到70.83%。我们有理由相信，单一信托占比的重新增长，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券商、基金子公司等非银渠道的贡献。
　　如果我们按资金来源把资金信托计划分为单一信托和集合信托，再把单一信托分为银信合作单一信托和非银信合作单一信托，回顾过往数据可以看到，银信合作单一信托占比是不断减少的。2012年以前，银信合作单一信托占比一直都占据首位。到了2012年二季度，非银信单一信托占比达到34.51，超过了银信合作单一信托，彼时，三种类型信托占比基本呈“三三制”原则。然而，仅仅过去一年时间，今年二季度非银信单一信托占比达到48.78%，超过了集合资金信托占比23.37%和银信合作单一信托占比22.05%的总和（三种类型之外还有占比为5.8%的管理财产信托）。
　　银信合作单一信托占比从首位将至第三位，这不仅因为银信合作受监管限制，更是金融改革大潮中不可避免的趋势。中国银行业受益于经济增长和改革红利，经历了十年黄金发展期。随着金融改革进入深水区，需要开辟直接融资渠道，实体经济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必将下降。而在此过程中，由于监管真空等因素，影子银行开始盛行，各种通道业务借此发展起来。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信贷规模保持稳定，而社会融资规模却超常规发展，与GDP增长出现背离。信托业的逆周期增长正是信贷受限，而社会融资渠道拓宽的一个集中表现。
　　但是金融业毕竟是服务于实体经济，超脱于实体经济的增长就会存在风险隐忧。比如受到较多关注的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行业，信托计划与二者关系密切。今年二季度末，资金信托对基础产业的配置规模达到2.39万亿元，占比进一步提高到26.84%，仅半年的时间规模增长了44.87%，占比提高了3.22个百分点。而二季度末政信合作业务规模为8041.88亿元，相比去年底的5015.50亿元，更是增长了60.34%。而这些产品又较多的以单一信托呈现，资金来源也多经过各类资管计划指向银行理财资金。这类业务应引起监管注意，加快对其清理，或转为标准化债权。
　　通常来看，对融资渠道转移导致的逆周期增长应保持警惕，不仅是针对信托，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业务也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