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从决策层到民间，都在反思投资对中国经济拉动的作用与效果，认为投资占国民经济的比重长期处于高位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时候，林毅夫先生仍坚定不移地认为、坚持不懈地呼吁，中国经济仍需投资的拉动、高投资的支撑。他更坚定地认为，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要想保持较高增速，就必须继续将投资作为最主要的拉动手段。他并列举了从二战结束迄今十三个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7%的经济体的成功经验作为例证。这些经济体都是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
也许，从历史经验和理论基础来看，林先生的“投资观”并没有值得怀疑和质疑的地方，甚至可以认为，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确实要远高于出口、消费等其他经济手段。但林先生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中国国情。中国目前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并不支持和支撑持续、长久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至少，未来若干年内，不再具备这样的基础和条件。
一个首要因素是，中国的市场化水平太低，投资无法成为一个市场元素对中国经济产生持久、持续的拉动因素。
投资要想充分发挥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除非发生特殊情况，如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经济灾难等，必须以市场为主导，由市场来决定投资的目标、方向、投资规模和投资数量。也只有充分遵循市场规律、市场机制、市场原则，投资的质量和效率也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才能最大化、最有效化。
而以我国的实情看，市场对投资的影响力还很脆弱、乏力，更多情况下，是政府起了最主要的主导作用。即便是企业投资，也是政府在发挥作用。且不说城市建设、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就是许多产业，包括新兴产业，如太阳能、风电、LED光电等，也无一不是在政府的强势推动下兴盛并出现了产能严重过剩、相对过剩的。林先生所列举的其他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7%的经济体，没有哪个政府能如此强势地决定投资目标和方向、规模和数量的。
也正因为如此，我国的高投资率留下了太多隐患。大家都看到了，这些年来大规模、大力度、大容量、快速度的投资，已使经济陷入了更为严重的结构失衡、转型缓慢的格局之中。所以，在市场化进程没有步入良性轨道、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能有效理顺、市场仍被政府牢牢控制、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严重滞后的情形下，大规模投资已很难对经济增长发挥正面和积极作用。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新一届政府没有继续强调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而一再强调市场机制建设和各项体制改革。因为，只有先把市场化问题解决好，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才有可能达到林先生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因为投资的市场化元素严重不足，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干扰过多，还带来的另一个缺乏国情支持和支撑的问题：投资格局不合理。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非生产性投资严重挤占了生产性投资；二是政府性投资、国有投资过多地抢占了民间投资的地盘。就前者来看，2003年可能是个分界岭。因为，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放开以及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情和投资冲动被激活，非生产性投资就像一匹野马，以至于在短短的十年不到时间里，就将生产性投资挤到了墙脚。什么叫实体产业空心化，不就是生产性投资空心化的结果吗？如果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非生产性投资在唱主角，生产性投资却捉襟见肘，怎么可能不出问题呢？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还怎么可能持续和持久呢？对后者来说，在改革已经进入到“深水区”，地方80%以上的国有企业已经改革改制成民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民间经济已积累到相当高的水平，早已成了吸纳就业的最广泛的基础的大背景下，如果投资仍然以政府和国有企业唱主角，就只能使经济结构的失衡更为严重。从2003年至今，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了应对外部经济发展环境的突变，我们接连推出了大手笔的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民间资本生存空间却越来越逼仄，这样的格局，还能说投资对经济产生了积极的拉动作用吗？
此外，我国在对投资质量和效率评价上，也存在严重缺陷。从总体上讲，“固定资产增长率”的概念，已成制约和影响投资的最主要障碍。如果不能对投资的质量和效率做出科学的评价，没有科学的评价体系与标准，高投资率极有可能是一场灾难。
所以，以高储蓄率、高投资率为核心的“投资观”，理论有据，历史有例，但在当下却缺乏国情的有力支撑。要想让林先生的“投资观”得到实施，首先必须加快市场化建设步伐，加快政府和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快市场机制的建立，让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投资目标确定等方面发挥基础作用。否则，宁可容忍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也不要再犯“投资依赖症”、“投资饥渴症”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