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证摊贩多，城管多，是经济失序、就业失序的反映。
城管人员隶属于市政府直属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主要任务是
“贯彻落实国家及本市关于城市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依法开展治理和维护城市管理秩序的相关工作，依法集中行使市政府决定赋予的城市管理领域的行政处罚权，负责跨区域、重大疑难案件的查处工作”等，无照经营、违法占道、环境破坏，一言以蔽之，与城市面子相关的，都纳入行政执法范围。
中国有多少小贩，难以统计，但城管的数量，据披露超过百万，不包括编制外的协管。2010年北京市有城管执法人员6291人，协管员5400人左右。按照人口比例，北京常住人口为1961.2万人，也就是说1635人左右配备一个城管，加上隶属于街道、乡镇的协管，约800个人配备一个城管人员。
城管人员直线上升，仍以北京为例，1997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的首个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落户北京市宣武区，行政处罚权由城管统一行使，当年5月23日，100多人身着统一制服，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列队参加授旗仪式并正式上岗，到2010年城管包括协管，人数增加了100倍。
城管队伍日益庞大，但经费来源却是差额拨款，不足部分罚款解决，机构运转、人员福利、办公经费等都系于罚款数量，罚款就成为城管理所当然的权利，罚得越多对本部门、对自己越有利。城管的大部分经费，来自于小摊贩的贡献。罚款式的经费来源体制，是最恶劣的公益服务暴力化。
城管粗暴执法大都与无证经营的摊贩有关，一方面是与城管利益直接相关，二是无证摊贩人数众多、罚不胜罚。瓜农事件顺手没收4只西瓜，这只是冰山一角，一个无证瓜农倒下，无数个无证摊贩站起来，大量存在的无证经营，使城管有了源源不断的生财途径。
无证摊贩数量大增是隐性失业增加的典型标志，2010年12月，突尼斯小贩被逼自焚引发全国抗议，当时突尼斯失业率大约14%，其中青年人失业率高达52%。南欧如果没有社会福利托底，恐怕小摊贩也将遍地开花。
我国的登记失业率多年来稳定在4%，无证摊贩却如雨后春笋，显示这一数据严重失真，没有纳入作为隐性失业主体的农民，与失业已久的城市底层居民。这些没有被纳入统计口径的失业群体缺乏专业素质，不可能进入大中型企业从事较为专业的工作，流动摊贩成为最好的选择。我国各城市流动摊贩越多，说明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就业形势越严峻。
流动摊贩多，同样说明我国的商业总体成本超过了摊贩们谋生的边际成本。今年1月，上海市商务委员会通过抽样调查，向社会公布蔬菜进菜场之后的成本占菜价的比例，蔬菜在菜场发生的成本占到最终售价的62%~79%，包括摊位费、垃圾清理费、人工成本三大项费用。各城市大同小异，据报道，2010年杭州菜场租两个宽约3米多的摊位，每月租金要1700元，加上一个储菜用的冰箱，每个月要电费80元，两项开支加起来平均每天大约要60元。就拿最常见的青菜来说，现在批发价0.75元/斤，零卖1.5元/斤，看似加了近一倍价，但是要卖80斤才能把摊位费赚回来，其中还不计算15%的损耗和人工成本。
农贸市场经营者通过招投标方式招租，市场租赁费用与经营成本节节上升，只能转嫁到下游最弱势的小摊贩头上，而上海水产市场10%的摊位由二道贩子转租。即使是在菜市场这样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工程，中间的食租者也雁过拔毛，中国商业成本之高可见一斑。一方面是美轮美奂的建筑无人进驻，另一方面是流动摊贩四处出击，原因只有一个，商业成本高过消费实力，漂亮楼房不是为摊贩与市民服务的。
城市需要城管，绝不需要那么多暴力城管，学习台湾地区等地的经验，无证而有备案的摊贩可以在特定区域、特定时间摆摊，成为一道城市街景。同时，增加专业技能培训、发展小微企业，将隐性失业釜底抽薪，才能进入管理与市场的良性循环，什么时候，拳头治理可以触及失业与无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