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红十字会赈灾救护部部长王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红十字会不能去官方化,这是法律赋予红会的特殊职能,跟其他的慈善组织没有可比性。王平认为,红十字会是政府工作领域的助手,级别高点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 “芦山一地震,才知道红会灾情多严重”。眼下的红会,早已不是那个一呼百应的慈善机构,信任的沉降,正将红会推向不见底的深渊。在这个节骨眼,王平强调不能去官方化,等于否定了重建公信的根本退路——红会种种弊病本质上是政社不分的苦果,治本之路,只能是去行政化。 这可以很好解释红会的处境。郭美美事件后,红会陷入信任困境,捐赠减少,质疑井喷,账目、管理的痼疾,因此得到放大。对于这种被动局面,红会并未置之不理,在公布善款流向、启动管理机制改革、建立捐赠信息库等方面,红会有过不少努力。但这些未能挽回流失的信任,原因正在于改革表层化,重技术轻结构,重管理轻体制,账目透明、开放监督、理顺管理等,都徘徊在机制改革也即去行政化的外围。 行政积弊不除,运作效率就成问题。政社不分的红会对政府的依附性太强,一方面得接受政府管理,接受编制安排和人事任命,另一方面捐赠资金由挂靠的政府部门统一调配,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这种依附之下,红会缺乏在运作机制上自我革新的根本动力——对管理者而言,捐赠再少,效率再低,运作再封闭,也能地位不减、旱涝保收。行政的依附性对应着生存上的特权,特权提供了竞争的资本,却削弱了主动作为的动力。 行政化对红会的渗透,扭曲了慈善本身。我们时常能看到,某地区政府机构或事业单位由政府下发红头文件,筹划捐赠,就连捐赠的数额,都直接与捐赠者的行政级别一一对应。红会的这种运作模式,根本上与公益慈善的运行规律冲突,郭美美事件只是冲突的引线而已。以往红会可以一家独大,撑起慈善大半边天,但随着民间组织如壹基金等的发育成熟,商业上的竞争机制,同样会适用于慈善,商品供销不能垄断,行善,更不能垄断。红会固然可以继续顶着官衔,凭借特殊身份垄断部分捐赠渠道的前提下参与竞争,但这种竞争不会长久。机制不改,红会难免被边缘化甚至淘汰。 因此,红会要改革,必须从去行政化下手,剥离所属的特权,与民间公益组织平等竞争,在竞争中谋生存。需要承认,红会行政身份由来已久,改革阻力大,“要侵犯太多人的既得利益”,“绝大多数怕改革,怕摘掉公务员的帽子”,但这并不是拒绝政社分开的理由。相反,正因利益固化之深,改革才尤显必要。红会完全可由改增量到存量、逐渐剥离行政习气的方式,与其官方身份告别。在重建公信上,这比起重审“郭美美”、公布账目等外围改革要有效得多。 更重要的是,红会的去行政化改革,不仅能帮助红会重生,更能激活整个公益慈善体系。这些年随着政府职能改革的深入,政社分离,民间组织得以迅速成长,但诸如壹基金这种壮大了的草根机构,少之又少。在红会这种兼具官方身份的机构面前,多数民间公益组织很难平等竞争,红会的特权,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间慈善的良性发展。 民间组织在壮大,民众日趋理性,任何公益机构要赢得信任,必须在竞争中赢得主动权,也需要在有足够空间的实践中成长,并逐渐趋于成熟。对红会而言,要竞争,就得政社分离,就得去行政化,实现独立的主体性地位,真正获得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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