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召开的地方“两会”，很多省市在提出未来五年及2013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设定了较高的居民收入增长目标。根据这些增长目标，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并可能在部分省份提前实现。
　　设定增长目标，比如GDP翻一番等等。这是由后发追赶形态决定的，而“后发”也决定了中国增长空间的潜力巨大，得益于政府有计划的目标与政府调动包括制度与自然资源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增长保持奇迹般的增长速度。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总量上创造了全球第二的成绩，收入分配不公正却成为一大挑战需要及时应对。因此，中国政府提出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到2020年人均国民收入倍增的计划，以实现包容性增长，让全体公民享有经济增长的收益。
　　现在的问题是，在收入倍增计划之下，更需要及时解决社会公正问题。
　　如果继续强调GDP增长优先，会让公众担忧分配公正恶化。因为人均国民收入倍增必然是由经济成长主导，其实现必须基于高速经济增长带动国民收入增加。所以，在增长的基础上，后续的分配尤为重要。
　　在过去十年，国民薪酬收入的GDP占比持续下降，更多的财富通过税收流向了政府以及企业利润留存，这种格局又为政府和企业不断的投资提供了可能，经济增长过于依靠投资和出口。由于中国大部分人口属于中低收入者，薪酬收入过低又导致中国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引起经济结构的失衡。想要修正失衡，必须增加国民收入以提高消费能力。
　　收入分配不公正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权利的不平等。因为，如果仅仅从法定的薪酬而言，中国各群体差距并不太大，造成差距大的原因是一些群体的灰色收入以及额外的奖金与福利。而真正市场部门的由能力决定的高收入者，也要缴纳很高的个人所得税与个人承担的社保，但对灰色收入与拥有特殊福利群体而言，他们不用承担过多税收与社保。
　　拉大贫富差距的还有资产性收入，在过去的十年，地产价格飞速增长，行政、事业以及国有机构等部门，在住房货币化改革中以低廉的价格购买了公共住房，这些住房大部分位于城市市区，其增值收益暴涨。同样在过去十年，货币存款利率至少有一半时间为负，这种局面为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创造了条件，因为富有者可以通过抵押贷款购买更多的地产，而穷人积累首付则必须不断储蓄，但往往储蓄追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这出现了富有者占用了穷人储蓄收益，并在房产升值中大发其财，而房价上涨又让更多的穷人受伤。
　　因此，收入倍增计划必须与收入分配改革结合才有意义，实现“中位数”的增长，而非人均增长。不进行分配制度改革的收入倍增计划，效果不会很好。而要实现更公正的分配，首先就需要打击腐败，改革垄断企业，并大幅减税，在过去十年，财政收入增长远远高于GDP增速的局面，应该被改变。
　　在创建更公正的收入分配制度基础之上，中国还必须保持较高速的增长，才能实现收入倍增计划。那么，这就要求政府不能继续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因为若要靠投资支撑，政府必然会继续征收较高的税收，土地财政还会继续，原有的发展模式仍然不会改变。
　　也不能继续以较低的利率、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因为这种刺激式增长有很大的水分，通胀威胁在过去几年挥之不去，在两位数的GDP增速下，人们仍然无法承受3%-4%的CPI，说明增长并没有惠及普通大众，通胀成本令人担忧。除了收入倍增，解决高物价问题也会提高民众的支付水平。日本在经济泡沫破裂后，国民收入增长停滞，但生活水平并没有恶化，因为物价也冻结了。
　　由于劳动力供需出现了拐点，在过去的几年，基础工资被迫出现持续的上涨，但并没有出现大量失业现象。这说明中国工资性收入可能出现刚性的上涨过程。政府要做的应该是，逐步降低企业的税费成本，让市场配置要素以提高经济效率，鼓励创新，开放更多的垄断性领域，让市场拥有更多的自由与活力，与此同时，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加大公共领域的投入。因此，政府撤出市场转向民生，是中国继续保持高增长的前提，也是实现更公正的“人均收入倍增”计划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