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北三环路中段的一家饭店，宽松的管理氛围令人印象深刻：为保证员工休息，店家把晚间营业时间设为5点以后，早到的顾客需耐心等待；服务员个个神情轻松，工作之余，或与顾客神侃两句，或随店内音乐哼唱几声。
笔者注意到，在店门口的招聘告示上，店家承诺“以实现员工权益为企业发展基础”。店家说：“你对员工不好，人家随时跳槽。”一家饭店的“用人经”，折射出当今中国劳务市场的深刻变化。
统计数据表明，2001年至2010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均工资从10834元提高到36539元，年均名义增速为14.6%，年均实际增速为12.4%。
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劳动力逐渐成为稀缺资源，这种变化，固然会给某些企业带来额外成本，增加经营难度，长期看来却可能是中国实现产业升级、集约增长和“人本”管理的进步推手。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依靠廉价资本要素，或许能实现量化扩张于一时，却可能导致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乃至一个民族失去技术和管理创新的动力，错过产业优化升级、经济腾飞的战略机遇。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和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经历深度调整，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出口替代内需”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单纯的“人口红利”已经无法支撑经济持续增长。
另一方面，“人口红利”本身的存续也是个问题，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超过15岁不满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较前一年减少345万人，占人口比重为69.2%，较前一年末下降0.60个百分点。
分析人士认为，劳动力数量的减少，抚养负担的增加，标志着“人口红利”正走向下坡路，这会在许多方面产生效应。
这些效应既可能包括出口部门成本上升，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上升，某些行业经营困难；也可能迫使中国经济朝着资本、技术密集型方向升级；还可能导致老龄化加速，财政体系压力增大等等。
上述可能的变化，客观上要求中国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要相应启动收入分配、用工制度和劳动保障等领域的改革。
发达国家的过往经验表明，若发展战略运用得当，则用工成本提高，劳动者境遇改善，有利于强化市场竞争，倒逼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促使新技术、新行业兴起；也有利于促进公平和谐的劳资关系，进而拉动内需，为城镇化提供可能性。这无疑有利于促使中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全面提升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