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各省区市都在召开今年地方“两会”。收入分配改革何时启动，再次成为地方“两会”最热的焦点话题。春节以后将召开全国“两会”，组建新一届中央政府、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可以肯定的是，收入分配改革既是接下来全国“两会”绕不过去的一道“坎”，亦是新一届政府面临的最棘手的社会难题。
　　每年全国“两会”前，经济学家厉以宁总会紧扣当年经济社会热点，提出一个相关观点，今年厉老也不例外。26日，在2013年中国经济年会上，厉以宁关注的话题正是收入分配。“收入分配改革应以初次分配为重点……”是厉以宁今年的观点。
　　收入分配改革已喊了整整八年，一直处于民间急与官方“缓”的尴尬现状。在学界，就收入分配改革从何切题，两种不同意见的对立日趋“尖锐”。
　　一派认为，初次分配是当仁不让的改革重点。该派观点的核心要旨，其实就是长痛不如短痛。从初次分配改起是立足于治本的收入分配改革。
　　另一派则认定，收入分配改革的启动环节应当置于二次分配率先破题。持“二次优先”的学界人士虽未详陈理由，但其观点的理论支撑不失务实，并与整个国家30余年改革所遵循的渐进原则相吻合。其观点体现了“先易后难”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笔者主张二者同步改，这是建立于撇除情绪的冲动和思维的天真烂漫后的据实考量。简单讲，就是立足现实与可能，注重改革的可操作性。稍作展开，道理大体如下：
　　主张把初次分配列为突破重点，虽说更能迎合民意的共鸣和掌声，但为中低收入群体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增加工资和福利，其前提是有钱可加。如果加薪幅度较大，所需资金盘子也更大。可问题在于，政府主推收入分配改革的抓手十分有限。为股份制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内的中下层员工加薪，政府能依法说上话并有权实施监督的，只有制定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这一条是硬的，其次是查处无良企业的欠薪行为。除此之外，占中国劳动者大头的中下层员工能否实现较高幅度和较大力度的加薪，主要取决于员工所在企业和行业的赢利能力及劳动力供求关系。而当前，传统竞争性行业的投入产出比已跌进历史低谷，众多企业本身靠政府减免税费勉强维持，要想大幅提高员工薪酬并不现实。而理论上利润率较高的新兴产业，眼下已成批结出果实的只占少数，多数尚处于“开花”阶段。至于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更多只能起到对物价上行的有限对冲。
　　“限高、稳中、提低”作为收入分配改革指针早已家喻户晓。可结合上文分析，“稳中”已不易，普遍“提低”难度更大。如此一来，导致分配不公最为民间舆论所痛恨、最让中低收入者感到不公而期待有明显改变的无疑是“限高”。可“限高”操作也非易事，不妨拿央企作分析。作者所知，目前百余家央企的大部分是上市公司，有的还同时是海外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薪资由董事会确定是法治原则，就算这类上市公司存在垄断特性，政府想作“限高”也很难来“硬”，能够维持收入分配改革前的薪资水平不再过分上涨都实属不易。就算某些央企不是上市公司，政府所能限的也主要集中在归国资委考核的管理层之内。由于央企这些年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即使是垄断性央企，底层岗位大多数员工的工薪并不高，甚至低于行业内平均工资。央企内员工工薪较高的主要集中在固定工这个群体，高到离谱的则是高管们的薪酬。由是，如果真正执行《劳动合同法》遏制劳务派遣工之滥用，实行央企员工同工同岗同酬，央企用工成本恐怕不是压缩甚至有可能继续提升。
　　至于先从二次分配着手改起，在贫富悬殊已成为社会最突出矛盾的情形下，无异于“隔靴搔痒”，难以起到抚平不满的改革效果。再说，二次分配主要依赖财政资金，而今年中央财政赤字预计安排1.5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很难让政府划拨大量资金用于“直接扶贫”。
　　有鉴于此，收入分配改革大体是一项既急切又见效缓慢的改革。至于全国“两会”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是否公布及如何推进，只能到时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