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今年经济工作六大任务，其中第四项是“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会议强调，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昨日（1月5日），有媒体报道称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建部等十多个部委参与编制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将于今年全国两会前后对外颁布。该规划将涉及全国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了发展思路，提出了具体要求。”
“城乡一体化目标应当包括:建立城乡统一市场、城乡居民收入基本一致、城乡居民公共服务水平基本一致、农业高度发达、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城乡一体化的实现过程，将意味着我国今后20-30年的经济增长会保持强劲动力。”
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中国资源配置调整的根本特点，就是城市比农村更缺乏廉价劳动力，于是，农村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这是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的主要的、根本的源泉。近十年左右，中国的城市化率每年大约提高1个百分点。我们比一些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快，直接原因是我们的城镇化步伐快。
高度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均有很高的城市化率。城镇化必然会推动我国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本质上是以农业为主的居民区与其他以工商业为主的居民区之间完成居民权利的平等化重构。
提出城乡一体化的目标，意在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中国和谐发展。根据这个内涵，城乡一体化目标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建立城乡统一市场，特别是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从根本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根源。我国农产品市场发育较好，但涉及土地、劳动和资本的农村要素市场未能很好发育，相关制度建设也十分滞后。
第二，城乡居民收入基本一致，农民收入甚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按十八大确立的目标，如果到2020年我国居民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农民收入必须比城市居民收入增长更快，才能确保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第三，城乡居民公共服务水平基本一致，特别是社会保障的城乡分离体制完全消除。未来中国农业高度现代化以后，农村会有大量小型专业农户居民点，不能要求这些居民点的所有基础设施达到城市水平，但较大的村庄与建制镇应确保水电路气达到城市供应水平。
第四，农业高度发达，农业GDP比重下降到5%以下，全国恩格尔系数平均降到20%以下，专业农户成为农村的主体居民。恩格尔系数越低，意味着国民吃饭成本越低。国民吃饭成本降低会引起经济行为变化，这有利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第五，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如果继续保持既有趋势，到2035年，我国城市化率会达到80%左右。届时，我国专业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有可能支撑其收入水平达到或超过城市水平。
以上目标达到以后，中国社会进步将出现标志性的变化，即中产阶级将占人口的多数。一个社会，已经壮大的中产阶层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他们确有安身立命的必要财富，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好的环境里有独栋房屋，或与此等价的金融资产。第二，他们收入较高，可以保证家庭支出的恩格尔系数在20%以下，也就是说，他们通常衣食无忧。第三，他们对公共事务关注度高，具有维护社会公正与法制的自觉意识。第四，中产阶层主要成分是受雇佣者，其中包括现代部门的体力劳动者。如果没有这部分成员，中产阶层不会是社会的多数。第五，他们自己承认自己是社会的中产阶层。这样特性的中产阶层只能在高度繁荣的工业化、城市化社会才能产生。
城乡一体化的实现过程，将意味着我国今后20-30年的经济增长会保持强劲动力。中产阶层的行为方式将不同于现有多数居民。他们在衣食住行上将有更高的要求，从而会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在过去30年里，我们将城市化率提高了约30个百分点，今后我们会在更高质量的基础上再提高约3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我们将创造远超过去的财富总量。
“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首先是要考虑中国的国情特色，充分利用特色和后发优势，鼓励各地在实践中探索创新，梳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为提升城镇化质量提供内在动力和有效激励。”
按照常住人口统计，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比例达到51.27%。尽管从户籍身份区分，城镇户籍人口比例也许只有35%左右，但从就业结构分布和生活消费方式角度看，城镇化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权重，已经远远超过一半。这一局面将使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开始出现阶段性变化，尤其表明，城镇化的发展正在进入重大的转型期。综观近几年城镇发展面临的诸多新现象、新问题、新矛盾，可以说，在未来若干年的城镇发展转型期，城镇化的规模扩张将会继续，但城镇内部功能完善和管理机制梳理矛盾将会日益突出，也就是说，城镇化的外延扩张和内涵充实将是转型期并存的两项主导内容。外延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何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使城乡历史形成的两个独立发展单元，过渡到统一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城乡居民共同进入现代化社会。内涵充实主要体现在如何提升城镇的品质，在动态中不断完善宜居宜业的软硬环境。
工业革命是发达国家近代城镇化的主要推动源泉。英国的曼彻斯特、德国的鲁尔地区、美国的大西洋沿岸等地区都是在工业革命中，随着资本、工厂、人口向城市的迅速集中而形成的城市密集地区。
由于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城市成为信息和知识生产、应用和聚散的中心，从而使城市出现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组织专业化，城市在全球网络体系中节点性功能的竞争日益激烈。目前越来越多的城市跨越工业化初级阶段，产业结构呈现“软化”趋势，生产要素流动逐步打破城市间、城乡间行政界线束缚，开始融入区域经济中心甚至全球城市体系之中。
中国现代城镇化的发展背景远比西方发达国家城镇化过程面临的问题更加错综复杂。我国仅用了三十年就将城镇化率从20%提高到50%多。但是，城镇发展的区域不平衡，东部地区成为城镇化的热土，城镇发展形成明显的“东高西低”局面。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信息科技带来的经济形态的扩散，以城镇数量增加和规模扩大为主要特征的东部城镇化道路开始面临种种困难，由于自身产业结构不合理和缺少自主创新能力，整体经济结构的抗风险能力弱、稳定性差等压力加大，急需通过提升城镇品质全面提升市场竞争力和人才集聚能力。
中西部地区拥有劳动力、土地、农业及矿产资源优势，但目前还没有明显形成与资源环境及产业相适应的城镇化特色，发展大多遭遇缺乏综合支撑的局面。
中国的城镇化不可能照搬照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首先是要考虑中国的国情特色，充分利用自己的特色和后发优势，鼓励各地在实践中探索创新，梳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为提升城镇化质量提供内在动力和有效激励，在更广范围内优化区域资源配置，推动“城乡产品市场一体化，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城乡公共资源分配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新时期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城镇化能否高质量完成的关键。可以通过增加建设用地指标来激励那些劳动力流入多的地区解决外来移民市民化问题。建设用地指标增加，地方财力也相应增加，新移民进城的社保、住房也因此有了保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去年11月底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时指出，“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统计预测，中国的城市人口将于2030年突破10亿大关。如果把城镇化的潜力释放出来，则会给中国未来经济带来很大机遇。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城镇化能否高质量完成的关键。目前我国统计的51%城镇化，其中有20%的人口并没有城市户籍，享受不到城市的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服务。户籍制度背后反映的是城乡差距与地区差距、工农差距，解决好这些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保、住房、教育等问题，可以带来新的增长机遇。
城市大量地吸收农民工落户，会给城市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大量的新移民定居落户，原来的中小城镇可以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中型城市，从而迅速产生人口集聚效应而繁荣起来。
自十七大提出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至今，我国各地均推出地方户籍改革政策。据初步统计，已有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等12省市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各地改革措施不一，上海、深圳、济南等地相继推出居住证制度，部分城市推出购房落户政策，广东推出积分入户政策，重庆尝试通过建立转户居民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的弹性退出机制，以合理的过渡期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按照据全国人大教科文卫专委会委员马力测算，我国农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相差33万元，一般大城市福利50万元以上，中小城市为十几万元。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指出，今后20年内，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人均市民化成本为10万元，为此至少需要40万亿-50万亿元的成本。
土地不能转变为财富，是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的阻碍之一。农民进城之后，实际上多数时候表现出“两头靠”的特性，他们既要在城市挣钱生活，同时又不敢放弃农村的土地，但土地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太多收益，所以出现大量“空心村”。在目前体制下，农民工输入省份没有动力去保障农民工的福利。从国家层面上来看，应该出台相关的激励政策，让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等劳动力流入大户有动力来解决大量的外来劳动力户籍问题。
建设用地指标是一个好工具。目前土地管理部门一直在执行“占补平衡”政策，其实这个政策也可以移植到吸收外省新移民政策上。我国有1亿多的跨省农民工，他们在家乡都有承包地与宅基地，如果能够在打工地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落户定居，到一定时候，他们就会自动把家乡的承包地给转让出去，把宅基地给卖了。从整个国家来讲是合适的，等于节约了土地，耕地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因为人口在城镇居住所占用的耕地远比在农村居住少。所以可以通过增加建设用地指标来激励那些劳动力流入多的地区解决外来移民市民化问题，至少具体的数量可以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由中央土地管理部门统一制定。建设用地指标增加，地方财力也相应增加，新移民进城的社保、住房也因此有了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