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由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和仕邦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主办的“新华经参仕邦人力资源指数发布会暨2013中国薪酬趋势研讨会”在京召开，会上发布了新华经参仕邦人力资源指数报告，报告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15个城市4个重点行业总聘用量同比增长超过5%，平均劳动报酬增长15.10%。一些知名专家学者就本次指数以及国内宏观经济形式、就业和薪酬趋势进行了热烈讨论。

	新华经参仕邦人力资源研究院院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 苏海南：
	宏观经济形势增速下滑影响聘用量的增长

　　中国15个城市重点行业的指数第六次发布结果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总聘用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出现5.52%的增长，所调查的劳务派遣人员平均劳动报酬相比上年有15.1%的增长，剔除物价因素有12.04%的增长。
　　从聘用量增长率月变动情况看，上半年总聘用量的增长幅度是逐月下降的，在五月份达到了最低点。但从六月份开始出现了一个大的跳跃，此后一直维持正增长。从行业看，聘用量增长率出现两升两降的态势，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聘用量持续九个月增长，金融业的聘用量也连续九个月平稳增长。但批发和零售业以及制造业降幅较大。
　　分城市来看，15个城市“12升3降”，其中广州、深圳、郑州三个城市下降，郑州的聘用量连续九个月下降。聘用量增长的12个城市中北京、长沙、昆明、沈阳、天津五个城市聘用量出现了超过40%的增长。
　　从上述聘用量增长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形势增速下滑已经影响到聘用量的增长，特别是今年的上半年，聘用量增幅下降的状况与经济形势稳中有降的态势是趋于一致的。
　　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出现减速，这虽然跟国家的主动调整和国际经济形势低迷有关，但劳务派遣量与去年相比还是有所下降，但是到了下半年整个情况开始逐渐好转。
　　从地区表现上看，珠三角经济下滑和产业结构调整引起了聘用量的下降。“3降”中两个在珠三角，当地聘用量的下降反映了当地经济特别是工业领域的经济形势严峻。
　　1到5月份，累计广州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了13.6%，降幅远大于全国的-2.4%的水平。4到5月份广州聘用量同比下降与经济发展数据一致，此外，尽管三季度广州深圳的经济增速有所回升，但传统制造业的增速放缓，仍然拖累了这些地区聘用量的增长。
　　北京、天津、南京等京津冀和长三角聘用量连续九个月的增长，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中西部的长沙、武汉、成都、重庆、昆明的聘用量连续三个月增长，主要是由于这些城市继续受益于承接产业战略的调整，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珠三角的一部分低附加值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中西部转移，带来了这些地区劳务派遣用工聘用量的增长。
　　初步预测，结合我国宏观经济和政策调整的分析，我国经济整体出现触底。国家以稳定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对宏观政策进行调整，对经济的回暖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从总的态势看，聘用量明年将朝一个好的方向发展，劳动报酬总体也会向好，绝对水平还是会上升，但增速可能有所下降。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 刘迎秋：
	国内资源足以支撑经济增长和调整

　　去年以来，生产资料价格一直处于下降、乃至于负增长的状态，至今已经有十多个月，消费物价也一直在降。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个：第一，货币的供给小于货币的需求，导致市场的货币量少，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就降价；第二，产品的成本下降；第三，产品生产过剩。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80年代后期到现在，一直是一个明显带有出口导向特征的国家。外贸一直保持在20%甚至是30%多的增长，但从去年开始，却持续下降。按照有关部门的测算，今年全年外贸增速大概在6%左右，环比增长非常低。
　　我认为，以上都具有宏观紧缩的特征。对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改变。第一，从原来追求贸易顺差改为追求贸易平衡，容忍一定时期的贸易逆差。第二，对人民币供给过少的格局做出调整。第三，鼓励中国企业用换取的外汇大量够买外国的先进技术、好产品和好资源，而不是简单地换成美元和欧元。第四，国内的政策应随之进行结构性调整，准备金率应该继续下降，解决国内融资成本过高的问题。
　　如果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今年的困境会在明年得到较好的解决。估计中国经济目前差不多正进入谷底，将逐渐回升，预计明年下半年回升会比较明显。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进入中低增长阶段，理由一是资源使用边际成本大幅度上升，二是劳动力的红利基本消失，三是国际市场在萎缩，四是技术创新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不能支持经济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但我认为，国内的各种资源仍然支持经济增长和调整。上述几个不利因素确实都成立，但也可以转变成机遇。
　　中国经济地区差异比较大，而这个差异的空间，实际上就是经济增长的空间。落后的地区有内在的冲动，要求赶上中等或是高收入的地区，而这个追赶的过程就是增长的过程。
　　不仅如此，传统的人口红利并没有消失。由于我们重视教育、重视技能培训，高技能劳动者数量和收入都会增加，而只要技能的增加快于收入增长，这种技能劳动者的红利还会增加。此外，虽然我国技术创新还没有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但已经形成了社会化的行为，正在从原来零散的、不集中的、非职业化的创新，逐渐转向集中的职业化的创新，这也会支持增长。
　　另一方面，国内市场仍然潜力较大，中央政府也提出把启动内需作为基本战略。最后，体制的变革蕴藏的红利远未释放，比如垄断造成的资源浪费，比如寻租导致的收益分配的扭曲，仅这一项就能释放大量的效益。再加上社会体制、文化体制、行政体制乃至政治体制的变革，我认为中国未来十年左右不是低增长阶段，而是次高增长阶段，GDP增长将在8.5%左右。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所长 莫荣：
	工资增长不会影响就业率或造成通胀

　　新华经参仕邦人力资源指数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今年前三季度的就业和工资增长态势。可以看出，尽管今年GDP增速下滑，但就业形势是在所有的宏观指标里是比较好的。
　　对于劳动者薪酬增长的可能性，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角度分析。
　　第一，是薪酬水平的增长，能否促进消费的增长。我认为一定能，所以，我们支持不断的地增加薪酬。第二，工资的增长能否推动经济结构的改善。这也是完全能做到的。第三，工资的增长是否有利于人力资本的投资。这是当然的。劳动者的薪酬水平增加以后，就有条件也有资金去参加一些教育培训，在很多调研里我们发现，农民工乐于通过自己收入的提高，支付培训学校的学费，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这也促进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尽管上述几个条件都支持工资的增长，但有人担忧，工资的增长会不会造成大量的失业或者是通货膨胀。
　　我个人认为不会。过去多年，GDP维持了10%以上的增长，企业的增长也都是保持在10%左右，因此有能力增加薪酬，而且如果工资增长不超过企业劳动生产力的增长，那么就是安全的。另外，因为企业有自动协调的机制，也就是增加的工资和企业收入增长一定是相抵的，因此经济增长工资增长不会造成通货膨胀，也不会对就业造成伤害，条件是控制在合理增长范围内。
　　对于未来薪酬增长，我的判断是将呈现不断增加的态势。其中原因有五个。第一，十八大提出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因此一定会有具体的行动措施。第二，提出更高质量的就业，收入水平提高一定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第三，提出转变发展方式。发展方式过去由投资出口拉动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把消费放在第一位。而要提高消费就要给劳动者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最后，工资增长，有劳动生产力提高的保证，我们的人口红利还远没有消失，不仅如此，劳动生产力正大幅度提高。有数据显示，近十年制造业人均资本含量在快速提高，这意味着企业更多地采用了机器和自动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必然带来劳动者工资的增长。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周天勇：
	警惕制造业的过快萎缩和过快转移

　　新华经参仕邦人力资源指数第六次发布的结果显示，从调查的四大行业来看，制造业聘用量今年前三季度出现下降。就业的行业变化意味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这是否说明制造业已经到达了一个拐点。
　　从国际上看，日本、德国的制造业比例在20%，希腊、美国在10%和11%，而我国大概在36%左右。目前，美国的人均GDP已经接近五万美元，而我国去年是5414美元。在目前的工业化阶段，我国制造业就业的比例已经在下降，会不会是制造业过早转移？
　　我认为，制造业负增长的原因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另外一方面可能受到两个因素影响。一个是国内制造业税费太重，信贷的融资成本太高，人民币升值以及工资、社保成本的提高，导致许多制造业难以正常经营。第二，我国在工业化应当处于中后期阶段，虽然中西部的工业化还处在中期甚至前期的阶段，制造业向西部转移了一部分，但是，向国外转移的幅度也比较大。
　　那么，这会不会造成制造业过早空心化的问题？目前发达国家都面临这样的过程，把制造业都转给发展中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便宜的劳动力、廉价的土地和资源制造产品，再用知识产权专利、技术、商标服务贸易来平衡发展。近几年，产业空心化问题正在显现，债务危机最严重的几个欧洲国家，制造业比例普遍很低。
　　我认为，要警惕制造业的过快萎缩和过快转移。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路径有两类。一类以拉美为代表，搞进口替代的工业化，从发达国家进口机器设备，制造产品满足内需。另一种是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工业化战略，利用劳动力优势采取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在我们目前的劳动力水平和科技创新水平下，还是要坚定不移地重视制造业。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杨宜勇：
	薪酬增长不应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新华经参仕邦人力资源指数显示，今年一到九月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扣除物价因素后仍然超过了GDP增长。
　　从最近的历史来看，十一五期间中国薪酬增长比较快，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和人均GDP的增长速度相对差距较大。预计十二五、十三五这两个五年我们的收入实际增长会减慢，但是和GDP的差距会越来越小。
　　我认为，薪酬增长的趋势，不是无源之水，也不是无本之木。薪酬增长只是一种结果，在薪酬增长之前，必须要有每个劳动者的素质提高作为基础，每个企业的素质要提高，甚至国家素质的进一步提升。也就是说，在宏观和微观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每个人的人均产出必须提高，这才是薪酬增长最基本的支撑点。如果脱离个人的素质提高和企业发展的技术优势等因素，仅谈收入增长是比较危险的。
　　过去34年，中国的发展战略就是作世界工厂，而且作世界最低端的工厂。制造业竞争有两种，我们目前还处在“向下竞争”的阶段，也就是以低价抢订单，这种竞争的胜利是通过对环境制约的宽松，以及对普通工人长期不合适的压抑赢得的。
　　但是，从全球看，能赚钱的还是高端产业，因此，薪酬增长的趋势还是要告别“傻干”，将人的数量红利迅速转化成质量红利。我们不能沉溺于低端，要着眼于高端，制造业要有这样的发展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