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翻番被列入国家发展目标后，国人异常兴奋。这种兴奋，来源于政策目标从注重经济总量转向了注重人均收入，这种转变是非常可喜的。但同时也需要指出，“收入倍增”只是改善民生的一个小的方面，后面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很多。
　　按照中国以往30多年的经济发展速度，差不多每五年经济总量和收入就会翻一番，因此，收入倍增应该说不是什么太难之事，或许也不用十年那么长时间。仔细琢磨，这里面其实反映了经济学家和民众思考方式的差异；经济学家认为，只要经济上去了，收入肯定会跟上;而民众通常只看结果，不看过程。经济倍增是过程导向的，而收入倍增是结果导向的，两者本身就是同一问题的两种表述，从本质上差异很小。
　　收入倍增的观念来自日本，我国最常用的概念是GDP翻番。细究起来，两者并不完全相同，但关联性却很大。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就非常注重借鉴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当时小平同志分别访问了美国、新加坡、日本等国，而中国之后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也吸收了许多国家的经验，比如大家熟知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就是借鉴了新加坡的发展模式，而国人更熟悉的“先富带后富”理论，则是对美国里根政府“滴涓效应”的转化，而我们在改革初期最大的战略目标“GDP翻番”就参考了日本的收入倍增计划。
　　回首过去，国人今天的收入已增加了很多。随着经济总量翻番，我国的人均收入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几十元增加到现在的几千元，早已翻了近多个番，只是大家习以为常，也就不怎么提了。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今天，在收入翻了好几番的情况下，国人的生活质量也确实有了根本性的改善，从前的很多奢侈品都成了如今的日常消费品，但与此同时，我们生活的压力并没有减小，而是更大了。
　　毋庸置疑，中国民众的收入不仅需要倍增，而且需要十倍增，才能真正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中国人的收入是不是赶上发达国家后就幸福了呢，其实也不是，只要看看当今欧美、日本民众生活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发达国家民众在高收入下的不幸福感，说明了迷信收入增长，是一个根本性的观念错误。如果不顾经济发展的本质，收入增长不一定给民众带来幸福感，因为在收入增长的同时，民众生存成本也在增加。而相反，如果能在人们的工资水平保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大大降低生活必需品价格，则可以大大舒缓民众的生存压力。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尽力建设“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才应该是发展的目标，才将是一种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减轻民众生存负担的社会模式。
　　除了降低民众的生产成本，构建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之外，完善社会保障也是一项重要的治本之策。有人说，福利国家只可能产生于富裕国家，或是国家富裕的表现，这完全违背了历史。我们只要了解下德国和北欧的崛起过程就可以明白，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往往都是在经济最落后的国家产生的，而且恰恰是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促进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崛起。
　　比如，德国是世界上最早通过立法建立全面社会保障的国家，而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德国，刚刚完成国家统一，正处于铁血宰相卑斯麦统治时期，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英、法差得远多了，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在世界上最先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从而迅速崛起。
　　北欧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全面社会福利的地区，至今也是全球社会福利和经济表现最好的地区，但北欧建立全面社会福利时，几乎处于欧洲最穷的状态，城市化才刚刚开始，北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率先建立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全面、最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且很快就赶上并超越了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促进了北欧的崛起。
　　德国和北欧的案例足以说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非但不是国家崛起的障碍，而恰恰是动力。所谓国家还不富裕，在福利和社会保障上还难以高标准的说辞，根本就站不住脚。再怎么说，今天的中国的经济实力，比卑斯麦统治时期的德国，比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欧总要强得多吧？
　　再进一步，如果除去发展早晚以及社会制度等因素之外，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与这个国家的社会福利水平是成正比的，也就是福利水平越高，社会保障水平越高，经济水平就越高，反之福利水平越差，经济也越差。而且越早建立社会福利制度，国家崛起越快，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建立迟了，反而会阻碍国家的崛起。
　　总之，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原本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而民生改善除了增加收入，还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这个工程中，降低民众的生产成本和完善社会福利政策、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在很多情况下可能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