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28日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时指出，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发展还很不平衡，尤其是城乡差距量大面广，差距就是潜力，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中国推进城镇化，是要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路子。
　　最近几个月，有多家机构陆续发布关于中国的城镇化率进入新阶段的报告。其中，中国社科院9月发布《2012中国中小城市绿皮书》称，最近10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这意味着城镇比例已经超过农村。这表明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
　　在进入新阶段的同时，专家也提醒我国的城镇化是一种典型的“不完全城镇化”，大量农民只是名义上的“居民”。因为城市居民里包括了1.5亿左右的农民工，这些人在城里通常没有城市户籍、缺少住房、保障不足，容易成为城市的过客，这背后存在着较大的社会不公平。而在农村，政府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城市也有较大差距，城乡居民收入方面也有着较大的绝对数差距，这就是李克强所言城乡差距“量大面广”的一个缩影。
　　十八大报告中也承认“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但要如何理解“差距就是潜力”？一个可以引用的论断就是：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日前发布《2012年中国农村政策执行报告》指出，城乡收入差距连续三年呈缩小态势。这就意味着农村人均收入在不断增加，且增速比城市居民更快，它更加有条件实现习近平同志最近讲话提到的“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
　　这些愿景在条件满足时就可以转变为现实的需求，刺激和带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不过，这并不是说城乡的“差距”就直接等于发展“潜力”，它至少需要逐渐满足三个条件：其一就是逐渐剔除差别性的城乡制度屏障。现实的许多差距根源于制度上的区别对待。这一点在交通事故赔偿标准上就很明显，同样是遭遇车祸丧生，如有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的差异，死亡赔偿金可能会有悬殊的差距，这无疑与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有抵牾。此外，在卫生医疗、养老和教育等领域，也或多或少存在这种差别性的规定，当然，我们承认在历史上这种差别规定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当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时，这种制度性的差异还是应该尽早退出历史舞台。
　　其二是国家的财政资金与政策对农村的倾斜，只有两者的配合才能落实制度上的公平对待。正如十八大报告所言，“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对于农村而言，这段表述的通俗解释就应该是更多的财政投入、更大的政策优惠。城乡的一体化发展，必然是要求资源配置时侧重农村的投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差距才会转化为潜力，才可能激发出农村社会的强大活力。
　　其三是必须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路子，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并不是一个领域或者一个方面的差距，而是多方面甚至全领域的差距，这就意味着缩小城乡差距必然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仅在于城乡收入的差距缩小，还有城乡信息鸿沟的缩小、城乡现代化质量差距的缩小等。正如李克强所言，要走同步发展的路子。也就是要农村这只大桶上所有的短板都补齐，而不仅仅是补齐一块。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城乡共同繁荣。
　　满足上述条件需要的是深化改革，形成新的协调机制。
　　11月21日，李克强副总理在主持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30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靠的是改革开放，甜头已经尝到。在新的起点上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让群众过上更好生活，依然要靠改革开放。这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但也要看到，当前改革进入了“攻坚区”和“深水区”，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干可能不犯错，但要承担历史责任。必须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
　　正因为如此，要将城镇化变为未来几十年中国最大的发展潜力，指向只有一个，那就是不断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