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坛的对峙，议员们按党派壁垒森严的划分，根子在民众。用颜色标示美国选情地图，就很容易看出来：以县为单元，代表民主党的蓝色县市就像几个孤岛，星星点点散落在代表共和党的一片红海里，尤其在“东西两岸”。但地域广袤和选民密集完全是两码事，共和党的州县，绝大部分在农业地区，而民主党的选民则集中在大都市。民主党这次胜选，不妨说是共和党“农村包围城市”的失败。
　　除了五到八个“摇摆州”，在大部分选区，要么支持红色要么拥戴蓝色，很难撼动。本次大选（包括总统、联邦和地方选举）耗费超过60亿美元，这些钱大部分都砸在了“摇摆州”里为数不多的“摇摆选区”（选情极为接近，胜负只在2-3%之间）。一般选区的投票立场，或红或蓝相当固定，与候选人的操守、能力、品格关系并不密切。这里举两个例子，来说明选民的两极分化现状。选举结束才两个星期，从芝加哥南郊选出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小杰克逊就主动请辞，并承认错误。他是著名的黑人民权活动家杰西·杰克逊之子，因为与已入狱服刑的伊利诺伊州前州长的舞弊案脱却不了干系，早就被FBI调查了。情节逐渐浮出水面，所以今年春季以来就不见了踪影，但却能在选举中轻易大赢。共和党方面的情况也同样荒唐。密苏里州和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选前行情相当高，但两人出言不逊，为了反对妇女的堕胎选择，一个说遭强奸者不会受孕，除非她合作，另一个说被强奸后怀孕也是上帝的旨意，大大开罪了女性选民而落马。问题在于，当他们的大昏话断送自己的政治命运时，共和党里也不是没有明眼人，但无法替换他们，因为他们有极右选民的铁杆基础，结果共和党不得不失掉扳回两席参议员的宝贵机会。
　　美国民众的分化，原因多元，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经济收入。比如，硅谷科技精英，收入远远超过平均水平，大都投民主党的票；而南部的农业州，非常贫困，却是深红地区。超级富翁巴菲特，却呼吁要提高富人纳税标准，在《华尔街日报》上被人指责为“阶级的叛徒”，但在他的家乡内布拉斯加州，却是清一的红色。决定选民投票立场的多元因素到底为何，是个复杂的大问题。
　　为了对美国民众的人际交往及参加社区活动的程度有个感性认识，不妨看看《独自打保龄球》（已有中译本）。这本全美畅销书出版于2000年，作者从每千名20岁以上玩保龄球的人组成的保龄球团体数目，来看美国人的人际合作衰落的程度有多严重：在1963至1998的45年间，保龄球团体数目锐减了73%。其他还有，美国人一年里请朋友到家里来做客的在1975到1997的22年之间下降了45%；美国夫妇一年里同家人团聚一齐吃饭的在1977-1999年之间下降了69%；美国人参加社区团体组织工作的在1973-1994年之间下降了39%；美国18岁以下学生的家长参加学校家长联系活动的在1960-1997年之间下降了61%…… 所以毫不奇怪，在这种“比邻若天涯”的趋势下，1960-1996年之间美国选民参加总统大选的比例也下降了22%！
　　过去五十年间，美国民众分化之势在惊人恶化。据今年出版的《分崩离析》（“Coming Apart”, 2012）提供的数据分析，并列两个子群体——家庭年收入在全美80%以上的白人群体A和家庭年收入在全美30%以下的白人群体B，从几个方面做了比较，结果相当令人震撼。摘要如下：
　　工作勤奋程度：1960 – 2010的五十年间，从一家之主（或配偶）平均每周工作是否达到了40个小时的百分比看，A群体从90%微降至87%，但B群体的下挫却十分惊人，从81%跌到了53%。
　　婚姻状况（30-49岁）：2010年，A群体在婚姻状态的达84%，而B群体处于婚姻状态的只有48%。而在五十年前，这两个百分比分别为94% 和84%。B群体里不结婚或无法结婚的，过去五十年里上升了36%，离婚率则从不到5%上升到为34%。
　　居民罪犯比例：从囚禁在联邦和州立的监狱里的美国成年人数（18-65岁）看，1974-2004的30年间，B群体每十万居民中，囚犯平均数从213人剧增到了957人（+349%）；A群体每十万居民里的囚犯也有增加，从13人增为27人（+108%），不过远没B群体那么厉害。
　　与两个子群体悬殊差别相伴随的，是美国社会上下流动性大为降低，B群体下一代上升到A群体的机会越来越小。
　　民意调查表明，过去两年，认为政府种种措施改善了社会流动性的从36% 跌至27%；而持否定态度，认为政府政策措施损害了社会流动性的，则从46%上升到了52%。美国这种“拼爹的社会”状态，被许多研究学者认为，比OECD的许多国家还要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