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十六大以来的十年，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加快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与世界经济的互动与依存不断增强。十六大以来，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
　　霍建国：十年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步入新阶段，以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迅猛发展。在此基础上，十七届五中全会又对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加快“走出去”和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这些构成了新时期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十年来，我国外向型经济总量和竞争力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是货物贸易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11年，我国的进出口总额达到3.67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大进出口国。此外，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大幅增强，从出口产品的结构来看，机电产品出口已超过60%，纺织品出口虽占总出口的份额从23%降低到13%，但纺织品出口的单位价值却大幅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显性竞争力指数大幅上升。
　　其次是吸收外资的规模和质量得到全面提升。2001年至2011年，我国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468亿美元增加到1240亿美元，连续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中国吸收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水平显著提高。
　　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也正在加快。十年来，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从不足10亿美元增加到600多亿美元，排名跃升为发展中国家第一位。我国的对外投资正在成为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主要推动力。
　　此外，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们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协调，并通过G20会议、APEC会议、金砖国家会议及上海合作组织等积极发挥作用。我国的对外关系全面拓展，先后建立了同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副总理和总理级的会晤机制。在当前全球经济大动荡大调整之际，我国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已形成了较强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经济参考报》：今年以来，中国外贸形势持续严峻，进出口增速一直在低位徘徊。吸收外资近一年来也是持续负增长。这背后隐含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面临哪些挑战？
　　霍建国：2012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一直呈现“低增长”态势，1-9月，我国外贸进出口增长6.2%，未达到10%的预期目标。中央和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已采取了多种措施稳定外贸增长。尽管未来几个月有可能因翘尾因素和政策环境变化等因素出现一定幅度的反弹，但从中国对外贸易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来看，“个位数增长，小幅波动”将成为全年、甚至明年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总体趋势。
　　外贸发展面临的挑战归根结底还是中国出口企业竞争力的问题。主要受国际经济环境和实体经济发展环境的制约。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近年来在劳动力、原材料成本上升的压力下呈下降趋势，高端制造业正面临来自欧美的竞争和摩擦，劳动密集型产业则要面对低成本亚洲新兴经济体的挑战。工业化水平的不均衡和产业创新能力的不足也影响了我国工业品的国际竞争力。此外，国内省市区域之间市场竞争环境的公平性和存在的差异，以及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和竞争条件存在的障碍，也严重影响了企业内生增长的动能。实体经济发展的困难必将影响外贸企业出口的活力及竞争力。
　　自2011年11月以来，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呈现“持续下跌”态势，这为我国经济和贸易增长增添了新的压力，也引发市场对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环境的担忧。利用外资增长的困难，一方面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外向型经济水平的提高，我国利用外资策略正在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领域的突破较慢。
　　十七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央进一步明确了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的相关政策，但相关的具体扩大开放领域仍不够明确。特别是部分垄断行业利用外资的阻力还比较大，而且在部分领域外商投资的国民待遇问题也对外商投资的积极性产生影响，尤其是在高新技术领域及产品研发等方面，还有些技术问题有待解决。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兴趣目前恰恰集中在服务业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合资合作，所以转变观念、寻求新的突破是利用外资打破僵局的关键环节。

　　《经济参考报》：经济危机后全球经济面临着新的平衡和调整，中国经济也在加快推进结构调整的步伐，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后如何更好地加快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霍建国：首先是要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转变观念。从十四大到十六大，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财税、金融、国企、外贸改革激活并奠定了后期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国企、外资和民营企业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活力。从十六大到十七大，快速发展掩盖了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以投资拉动为主的增长模式制约并影响了转型升级的进度。加快市场化改革，构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有助于焕发新的经济增长潜能。我们坚信中国经济还有巨大潜能没有释放出来。中国经济唯一的出路是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
　　其次，面对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在稳步提升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加快构建新的竞争优势已是当务之急。
　　我们必须加大以下几方面工作的力度：
　　一是加快对外贸易转型升级，努力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要努力加快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重点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为促进贸易结构升级和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提供坚实基础；要鼓励机电产品向深加工和中高端产品过渡，加强海外营销网点的建立，巩固和提高市场份额。
　　要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加快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和自有品牌的产品，建立有效的出口品牌政策支持体系，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对出口名牌商品在质检、海关通关等方面给予便利，鼓励银行和保险公司对名牌出口企业提供融资和保险便利。
　　要以加工贸易为突破口，推动对外贸易转型升级。鼓励发展配套产业，提高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发挥加工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控制低层次加工贸易的规模，完善加工贸易管理模式；通过完善出口退税、金融服务、品牌认证等措施，提高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的质量、档次和附加值。充分利用信息平台，扩大采用国产原材料和零部件，促进加工贸易水平提高；促进加工企业增大核心技术与关键零部件的进口；提高国际市场经营开拓能力，将中国的出口加工优势转变为生产营销优势。
　　二是加快推进国内产业布局的调整。面对当前国外面临的贸易限制升级及国内制造业成本上升的压力，外贸出口格局必须进行大的结构性调整，即加快推进产业布局的梯度转移，创造条件让东部沿海地区迅速地向中高端制造业、附加值较高的领域发展，促使中西部地区积极主动地承接来自东部沿海的产业转移。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东西两地都应同时出台支持中高端产业的投资发展政策及支持西部产业转移承接地的鼓励政策，可先在出口加工园区内试行，逐步扩大规模。“十二五”时期，如能基本形成上述结构性的变化，将有利于改变中国制造业的被动局面，并将使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得以继续发挥。
　　三是鼓励多种形式的海外投资，加快构建海外竞争优势。政府要投资支持贸易促进机构在海外主要市场的布点，提供必要的投资咨询和服务；加快海外经营队伍的培训，由政府出资委托有经验的科研院所展开大规模的培训，形成一批成熟的有海外经营能力的营销队伍；要继续推行海外投资的便利化，海关、税务、银行、外汇管理方面要有便捷措施，积极鼓励企业加快海外营销网络的建设。
　　四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以西方为首的主要国家，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均受到重创，经济增长的矛盾日益复杂。二战后形成的以美国为首的旧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基础已发生了变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兴起备受关注。G20会议的产生及人们对G20所寄予的希望日益上升。无论是全球金融体系和贸易体系，还是国家三大经济组织都面临着改革和调整的压力。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其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突出贡献，有必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的治理工作，并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组织的改革，促成更公平、更合理、更能体现包容性的全球经济发展的新的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