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夏粮主产区，河北地区小麦播种目前已经结束，一些麦地开始冒出新芽。但在易县，由于种小麦的收益和成本只能勉强平衡，甚至会出现亏本，撂荒像传染病般开始在部分农村蔓延。易县农业局表示，全县约有2万亩麦田出现季节性的抛荒。（《每日经济新闻》10月16日）
　　此前还有媒体报道，国家粮食局将在世界粮食日当天向全国粮食系统干部职工发起倡议，倡导自愿参加24小时饥饿体验活动。
　　一边是粮食系统24小时禁食，高调体验饥饿；另一边，却是不少农民选择“用脚投票”，逃离土地，将肥沃的耕地大面积撂荒。这样的情景混搭在一起，不免让人感到有些凌乱。农民为什么宁可“在家玩”也不愿种小麦？到底应如何提高农民耕种的积极性？
　　严重失衡的投入产出比，是一个重要原因。按照易县农民开列的账本，每亩小麦的种植成本包括：耕地50元、播种35元、种子130元、化肥265元（两次施肥的时间不同）、收割100元、浇地160元（共4次）、农药30元，等等，总计770元。而当地小麦每亩的产量往往在千斤之内，这样算下来，要么持平，要么略有盈余，这还不包括农民劳动力的投入。在一个小麦种植已经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下，农民当然要考虑成本和收益问题。
　　与以往习见的情况略有差别的是，在推高农民种地成本的诸多因素中，除了农药、化肥、种子、灌溉等等方面，更有人力成本的上涨。比如，翻耕土地、播种、收割、运输等等，用农民的话说，就是稍微动一动都要花钱，以往那种相互换工帮忙，或者是无偿提供劳务的情形，如今已经罕见了。
　　这种“新动向”昭示农民劳动力价格的杠杆作用正在日益凸显，并发挥作用，这种商品化的过程可能比较缓慢，价格也并不稳定和均衡，但却不可阻挡。如果农民在耕地上“节省”下来的劳动，可以在务工或者其他方面获得收益，则这种“撂荒”就是主动的，并非完全不可理解。
　　当外部世界已经完全市场化了，没有人能够要求农民死死钉在土地上，无论丰歉、无论亏盈。因为，至少从目前的情形看，务农似乎已不再是农民生存的全部，而只是维持生计的一个组成部分；土地也不再单纯具有安身立命的绝对价值，不过是一种相对而言比较重要的价值而已。
　　也因此，政府在破解农民弃耕、土地撂荒的问题时，就不应该依然停留在惯常的思维上，而是应敏锐地发现农民的变化，顺应并引导之。比如，谈及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就习惯性地认为应该大幅提高粮食价格。但且不论大幅提高粮价是否现实，即便涨价，处于产业链末端、主体分散的农民，在粮价上涨的过程中分享的利益也不多。
　　当务之急，应该是从现实出发，将农民视为市场经济中独立的经营个体，只要提高了劳动力的价格，则农民的收入自然就会随之增长，在这个基础上，每一家农户不一定都要完成从种植到收割、加工的全过程，而是逐步实现农业生产的分工协作。现在，河北、河南的农民“收割大军”已经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既然收割环节可以，其他环节为什么不可以分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