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日前批准了由央行、银监会、证监会等部门共同编制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有心者注意到，业界事前呼声颇高的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在规划中却只字未提。而近期一些媒体和舆论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向、效果和前景提出了不少质疑，余永定、李扬等重量级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看法。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决策层对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有不同的政策？
　　并非如此。毋宁说，这是决策层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更加慎重、稳健、低调了。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是通过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快速推进作为主要载体和平台的。在市场的叫好声中，我们很有必要对通过跨境人民币业务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制度设计作些冷思考。
　　通过跨境人民币业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怎么保证海外市场愿意收放人民币资金？目前，跨境人民币业务主要集中在与央行签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国家和地区。从今年前7个月的统计看，交易对象面很广但高度集中于个别点上，难以满足经营主体的实际需求。即便在与中国签订互换协议的国家当中，企业仍面临着金融服务保障缺失和交易对象缺乏人民币来源的局面。退一步讲，即使外方交易对象能得到足以支付的人民币资产，在“劣币驱逐良币”的影响下，也难以保证外方在套利的利益驱使下有支付人民币的意图。
　　发展跨境人民币业务，一定程度上能达到“减顺差、促平衡”的目标，但仅限于增量。在全球经济形势不明朗的前提下，传统主权基金投资方式不得不在美元、欧元资产之间来回奔波，面对投资环境、投资政策、投资人才、文化差异的差距，如何促进海量外汇储备存量有效转化，更好地实现外汇储备收益，需要认真思考。
　　人民币跨境交易横跨经常和资本项目，在国内资本项目未完全放开的条件下，形成了本、外币双重管理。但本、外币账户管理、异地办理跨境人民币业务甚至“热钱”监测，都有待细化和明确。同时，人民币走出国境形成一定规模必定对货币政策的走向形成制约，特别当中国经济出现周期变化时，走出去的人民币集中回流，势必形成对国内经济和外汇资本管理的冲击。
　　国际货币发展的历史多次证明，充当国际储备货币和充当国内信用货币是完全不同的货币机制，若两者之间的货币职能协同不到位，必然形成价格机制混乱的冲突，这是货币权利与政治权力无法协调的必然结果。从长远看，应建立不以任何国家法定货币为基础的国际独立货币体系，这一点，央行周小川行长曾有详细论述。就现实而言，目标更应定位在为涉外主体带来经贸、投资、生活的便利。因此，笔者建议，当前可由央行以庞大的外汇储备资产吸引各国政府及金融机构来华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各类债券，并以发行债券所得人民币作为抵押，转换为各种国际储备货币融通出境，债券到期则逆向运行。当人民币债券无法偿还时，再通过贸易协议调整，使用实物来清偿国家的货币债务。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对央行而言，减少了监管双重标准矛盾，有利于制定和执行好货币政策，更为重要的是，为外汇储备存量建立引流渠道，逐步舒缓储备压力，有利于外储的长期稳健经营。
　　国际客户对于人民币的接受程度，是决定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因素。迄今，人民币产品总体种类较少，股权类产品规模虽大，但行政化色彩浓厚，体制尚需进一步健全；债务类产品由多部委管理很难形成合力，而非金融企业债的规模又太小；衍生品类产品、场外市场的规模很小，发展程度还比较初级。因此，上海金融市场的人民币产品开发空间巨大。在加强统一的金融市场管理前提下，允许外国资金筹措者到上海来发行以人民币计价、清算的债券，人民币产品的种类将日益丰富。
　　此外，基于中国是个庞大的经济体系，而金融市场发展相对落后，需循序渐进地开放其资本项目，以维持境内金融体系的稳定发展。在香港、上海设立离岸人民币市场，可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试验场，形成资金进出境内市场的缓冲区。
　　为了加大人民币对外投资力度，拓宽人民币在海外资源开发、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大型外资并购，还应允许国内银行向海外开发性投资项目提供人民币融资。鼓励和扶持国内优秀企业使用人民币在发达地区设厂规避贸易壁垒。
　　还有，应加快促进两岸经济金融一体化，扩大两岸金融业的开放程度和合作层次，尽早建立两岸货币清算机制，逐渐实现人民币与新台币之间的自由兑换。最终以人民币和新台币取代美元，作为两岸之间贸易往来进出口价的计算货币。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巨大的国际贸易量、高速成长的对外直接投资、外资企业对人民币FDI的需求、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交易的进一步活跃等，都是境外对人民币需求的来源。所以，人民币国际化是顺势而为、水到渠成，而非拔苗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