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巴塞尔III重点提高了对于银行的资本要求。作为中国版的巴塞尔III，《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于今年6月出台，提出了最低资本要求（8%）、储备资本要求（2.5%）、逆周期资本要求（0-2.5%）以及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1%）。如果不考虑逆周期资本要求，其他三项加总的结果是，我国大型和中小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分别为11.5%和10.5%，符合巴塞尔最低监管标准，并与国内现行监管要求保持一致。不过，在加上逆周期资本要求之后，总的资本充足率标准变得更高了。
　　有人反对在中国引入更高的资本要求，其理由是这会限制银行的放贷能力，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实际上，为了满足更高的资本要求，银行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降低风险资产增速，二是增加资本。在资本能够顺利补充的情况下，资本要求提高后也不会损及实体经济。可见，银行资本补充机制是否有效，决定了中国版巴塞尔III对于实体经济产生何种影响。
　　目前不少关于银行资本补充机制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资本工具创新，目的在于补充其他一级资本以及二级资本。问题在于，这两种资本最多只能解决三个百分点的资本充足率。如果逆周期资本要求按最高值（2.5%）计算，那么对于大型银行，其余11个百分点的资本充足率只能靠核心一级资本解决。因此，核心一级资本的补充机制，是资本充足率能否达标的关键。
　　核心一级资本由普通股及留存收益等构成。留存收益来自往年利润。为了增加留存收益，银行需要减少分红，因此必须争取到众多银行股东的同意。在会计处理上，分红与留存收益的待遇不同，前者可计入投资收益以及公司收入，而留存收益（即资本增值）则不能计入。为了保证公司收入的稳定，有的银行股东会希望银行分红率保持稳定。近年来，在银行融资压力之下，一些银行已降低了分红率，比如工商银行2007-2011年分红率分别为55.4%、50%、44.7%、38.3%、33.8%。如果进一步降低分红率，面临的阻力会进一步加大。
　　对于那些已上市的银行，可采取配股和增发来增加普通股，其中配股面向银行现有股东，增发面向新股东。不论是配股，还是公开增发，都需要股市的配合。如今股市走势低迷，七家上市银行的股价跌破净资产。这使得这些银行暂时失去再融资能力。在银行利润保持快速增长的时候，银行股价迭创新低，一方面是因为投资者对于银行未来的资产质量有担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潜在的融资压力。
　　几家大行的股价目前还在净资产之上，还可配股和增发。其中配股可以得到大股东的支持，因此应用得较多。尽管配股的确可解决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补充问题，只是由于所有股东都要按其现有持股比例购买相应数量的新增股份，配股会导致银行产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固化。工、农、中、建四家银行的大股东（汇金加上财政部）持股比例分别是71%、79%、68%、57%。在绝对控股的前提下，大股东持股比例还有不少下降空间。与国际上大银行通常的相对控股相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下降空间更是十分巨大。在配股模式下，大股东持股比例保持不变，甚至为了拉抬股价需要而回购，进一步提高其持股比例，不利于银行产权结构的多元化以及治理结构的优化。
　　为建立既能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又能加快改革的新机制，组建基于民企的银行投资公司可以是一种选择。新公司的唯一业务就是向银行注资、成为银行股东。这样既能向银行提供新的核心一级资本，又能引入民间力量，改善银行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加快银行改革。
　　民企可以单独出资入股银行，为什么需要通过共同出资设立银行投资公司的形式？因为银行投资公司便于从政府获得有针对性的支持，也便于利用杠杆，扩大资金规模，便于形成民企合力，与其他银行股东博弈，便于避免个别民企股东向银行提出不合理要求。民企出资入股银行本来是一种市场行为，但在目前，民企还面临一些体制性障碍，需要政府解决。此外，市场本身还在发展过程中，还不够成熟、高效，难以有效解决银行融资问题。另外，民企单独出资入股银行时，有可能会出现把出资入股作为对银行的支持，以此要求银行提供超标准的贷款。在共同出资设立银行投资公司的情况下，银行股权与单个民企没有直接联系，可以避免上述问题。
　　不过，共同出资设立银行投资公司也会面临一些困难，比如银行分红给投资公司、投资公司再分红给民企就会遭遇重复征税。在这方面，政府应考虑给予豁免权。
　　上述新机制不仅将为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开辟新来源，支持实体经济，还具有溢出效应，即分担银行资本补充所带来的压力，消解股市对于银行融资的过度担心，银行股价有望回升，融资能力也有望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