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市近日召开通报会，认定8月24日 造成3人死亡5人受伤的塌桥事故，完全是车辆严重超载所致。但这一事故定性，很多网民和媒体并不能接受，针对桥梁结构设计、施工质量是不是无懈可击等问题，提出了质疑。（《北京晨报》9月24日）
　　既然调查结果已经定性，公众质疑估计也改变不了什么。事故责任还得按调查报告确定，直接责任人为肇事车辆相关人员（通报称将通过司法程序处理），间接责任人为存在“执法疏漏”的交通管理人员。直接责任人自然要承担很大的法律责任，自己的死伤以及经济损失，当是“自食其果”。而间接责任人，调查报告已说了是“疏漏”，对这类管理责任处罚时严厉不到哪里去，可以预见，他们能受的责罚很有限。
　　超载还是质量问题，责任划分有很大的差别。但公众质疑“超载说”，并不是说他们非要把责任往某些人身上引，而是出于对安全的关切。换句话说，民众对塌桥问题如此上心，是出于对不安全的恐惧。试想，如果民众不敢过桥，或者过桥时胆战心惊如履薄冰，那是什么样的心情？　　　塌桥事故严重伤害民众的安全感。无论是桥梁质量存在问题还是超载让桥不堪承受，都会让人心存忧虑，但后者对人造成的心理压力更大。这不但因为，超载的发生就如家常便饭般平常，也因为相关部门对超载危害的控制形同虚设。
　　根据2011年全国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的数据，目前全国干线公路货车超限率为10%左右（严重时在70%以上）。全国有多少货车，无疑是个庞大数字，多少车在超载，自然也就惊人。每天这么多超载加在桥梁身上，随时可能让桥垮掉，那广泛分布于各地的桥，不就成了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面对这些或悬于头上，或埋于脚下的“炸弹”，老百姓不能不心生恐惧。
　　超载危害多，这是常识。但以前人们对超载危害的认识，多在行车安全上，如今多起桥梁垮塌事故，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超载的另一种危险。超载如此可怕，但有些地方的职能部门好像对危险并不怎么放在心上。不是吗？在不少地方，治理超载成了一种执法经济，成了一些部门预算外资金或者“小金库”的重要财源。就在几天前，媒体报道了河南郑州的“超载月票”怪象：一辆四轴货车交费1200元后即可保证一个月超载免交罚款。这种“创举”，让罚款赤裸裸地成了收钱，而治理超载，也赤裸裸地成了创收，哪里能见到对超载危害的半点防范心理。
　　如果说，超载真是那么可怕，对超载就不能罚款了事，消除超载的危险必须消除超载的事实，罚款以后放行，不等于让其去“压垮桥梁”吗？可是，罚款成了各地治理超载的不二法门，而且多是罚款了事。哈尔滨塌桥事故也是如此，调查结果通报说，“吉林省德惠市公路管理段对2-4号车进行了处罚，没有按规定采取卸载措施”。罚款了事如此大行其道行，而且有些执法者还有意纵容超载，保护桥梁不垮塌也就没什么屏障了。
　　超载泛滥，而我们的桥梁又是那么不抗“超”，留给公众的就只有心慌恐惧。要消除这种恐惧，要么有效治理超载，要么把桥梁修得更结实些。相对来说，还是后者更容易做到。毕竟，超载者的侥幸心理难以根除，面对那么多的超载者也难以织起没有漏洞的防范网，加上超载治理留下的权力寻租空间是一个难去的体制之“瘤”，治超载很难短期见效。而让桥梁更结实些，似乎并不是高不可攀的目标，毕竟，抗“超”的桥梁不是没有。一个经常被人提及的例子是，茅以升主持修建的钱塘江大桥，设计荷重15吨，60吨的汽车也可通行，设计寿命50年，可时间过去75年了，至今屹立不倒。
　　把桥都压垮了，超载“罪不可赦”。但可以预见，这一重罪在身，并不会让超载现象在短时间得到改变。超载之重，看来还只能由桥梁自己承受——把桥梁建得更牢固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