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总是在最薄弱的环节断裂。经济下行过程中，一些基层农信社和农商行的风险敞口突然打开，成为风险海滩上的裸泳者。
　　最近，河南省许昌市小召乡村民怀疑“农信社存折作废”，发生围堵许昌县农信联社大门的事件。而省信用联社方面称，事情源于该县小召乡屯里村的原信用社代办站代办员王伟岭私刻公章、冒用许昌县小召信用社名义非法吸纳公众存款。该储蓄网点7年前即已撤销，王伟岭也早于2005年底已被清退。但他私刻信用社印章、仿制信用社存单，冒用“许昌县小召乡信用社屯里储蓄服务站”的名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共计630余万元，受害者涉及数百村民。这是目前对由其经手的存款只能“七折兑付”的惟一官方解释。一个代办员在被清退7年的时间里，能私刻信用社印章、仿制信用社存单，冒用“许昌县小召乡信用社屯里储蓄服务站”的名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相关金融机构却一无所知，直到最后酿成危机。
　　发生重大资产风险和声誉风险在农商行已不是第一次。2010年，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发生内外勾结金额逾7亿元虚假按揭大案，检察部门的报告称，“不法分子所以得逞，在于他拿钱砸人的本事，一条线上从上砸到下，从下砸到上。”北京农商行多名高管因此领罪。不久前，河北肃宁县尚村农信社破产案正式进入司法程序。这在全国尚属罕见，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商业银行的风险再度引起社会强烈关注。
　　许昌农信社存款“7折事件”暴露出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
　　长期以来，农村信用社由于治理结构不完善，风险管控体系薄弱，人员素质良莠不齐，一向都是案件高发区。几乎在许昌农信社发案的同时，江苏高邮农商行亦发生一起同样荒唐的案件，该行主办会计刘锦圣，从2004年2月至2011年底，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利用在两个支行任主办会计的工作便利，先后挪用内部往来资金和客户资金20多次，直到去年底案发，刘出逃后才暴露。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经过多次内审和各种检查而能连续作案不被发现，内部人的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隐蔽得很深，最终酿成大祸，暴露了该行严重的制度漏洞、内控虚设、内审无效、管理薄弱和案件防控能力的严重不足，教训十分深刻。
　　长期以来，农村基层金融机构受制于系统、技防、客户资源和员工素质方面的因素，往往成为每一轮经济波动中金融安全的“重灾区”。2008年以来的经济波动中，这一魔咒效应再度应验。一些低水平案件频繁发生，触目惊心，令人深思。在经济下行过程中，各地相继发生基层银行信贷人员失踪出逃等风险事件，这些人受利益诱惑，长期为一些企业和融资性中介充当资金掮客，在灰色地带游走，“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在参与民间借贷活动中，如出现资金周转不灵时不惜铤而走险利用职务和岗位便利挪用客户资金，问题一旦暴露便远遁他方，把损失的窟窿和声誉风险留给当事银行。许昌事件发生后，当地信用社甚至遭遇挤兑，险些酿成更大的区域性金融风险。
　　基层农村金融机构案件频发，一个深刻原因是部分基层金融机构对员工异常行为严重失察，风险管控水平不高，制度不完善，技防手段缺失，主动防范案件能力不足。日常工作中，在过度激励过度考核的机制下，拉到存款，拓展业务为单一指标，风控意识薄弱。一起长达7年的案件，日常不可能没有蛛丝马迹，但管理者认为有些小的违规是小节，对案件风险缺乏足够的敏感。有的甚至已经发案，但管理者为逃避上级问责，千方百计地“捂盖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隐瞒不报，最终纵容助长当事人闯下大祸后才被动暴露，但这时资产损失和声誉风险已经不可挽回。
　　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商业银行都是法人机构，保一方平安，防风险是各法人机构的第一责任。为应对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严格责任追究制度、建立针对中小银行的存款保险制度和破产制度已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