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从贵州的3万亿，到长沙的8000亿，再到广州的2000亿投资计划，地方版新一轮刺激政策如击鼓传花般蔓延开来。这场被称为“地方版的4万亿”的刺激计划，缘于各地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乏力的担心。在稳增长的背景下，扩大投资似乎又成为各地共同的选择。统计显示，中国企业的负债占GDP比重已达107%，是全球最高的。笔者认为，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下重走扩张投资老路，依靠投资驱动是不可持续的。
　　虽然说现在是“稳增长”的关键时刻，在出口受阻、消费没有有效启动的情况下，需要借助投资拉动经济，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项目都可以批，什么投资都可以上。过往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审慎有序，而不能盲目冲动，否则就会给经济的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留下很多后遗症，我们不能再患上“投资饥渴症”了。
　　经济回落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经济下滑不是中国一个国家面临的问题，中国不可能做到独善其身，而且当前国内经济形势也并未到了可以饥不择食的地步。单纯依靠投资拉动来解决经济下滑问题，纵使能够取得暂时的效果，但长远看，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比经济下滑更危险的，是警惕地方政府在“稳增长”的烟幕弹下，再次拿出庞大的投资计划，将政绩留给自己，将债务留给银行和后人。
　　我们的经济增长以前很长一段时间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因为投资砸下去钱之后变成GDP，是比较立竿见影的。但我们现在面临着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投资拉动的效率越来越低。比如说以前1元钱可以拉动1元以上的GDP，但是现在要投资1.3元到1.5元钱才能拉动1元的GDP。低效率的投资事实上是一种社会资金的浪费，所以现在继续用扩大投资的方法来做是有失偏颇的。
　　扩大投资还会引发银行资金风险。今年初，国内银行业已经被迫延期了巨量的地方债务，这样的要求，显然也是对于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颇有忌讳。一旦国内经济出现较长期的持续调整，引发的债务违约将连锁式地摧毁现有的银行体系。
　　要保持投资增长可控。投资不应当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应当成为改善经济效率的持续动力。要重视发挥货币政策对投资过快增长的抑制作用，作好货币政策的预调和微调。依据产业政策导向和市场形势变化，加强和完善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要严格土地管理，并继续以提高技术、节能、环境标准来提高市场准入门槛，抑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项目的突击上马。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一种符合经济规律的“自然增长率”。改变自然增长率的关键是技术创新或组织变革。历史的经验证明，经济要健康发展必须靠拉动，要靠市场内在力量拉动，靠创新拉动，这才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
　　要优化产业投资结构。一方面，遏制投资增长要对结构作出区分，采取有保有压措施，支持产业升级型投资。显而易见的是，危机时虽然缺钱，但更缺的是具有引领性的产业兴奋点。走出危机的关键在于一系列创新。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找到新的产业增长点，这才是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要提高投资效率。当前“稳增长”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保GDP，不是再让一些已经没有市场的企业继续维持生产，而是要下决心牺牲一些GDP，政府要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减少浪费，励行节约。从长期看，中国的消费升级和城市化进程仍在继续，需求增长的内在动力仍然较强。我们需要进行的结构转型一方面是去房地产、去重化工业，另一方面是从消费方面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