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面对外部环境变化以及资本市场估值压力，有关银行业转型话题的探讨已不少。为实现收入结构多元化，降低对净利差收入的依赖，各家银行普遍都加大了对中间业务的投入和考核力度，取得了看似不错的效果。短短几年中，各类银行（特别是上市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大幅提高，为银行业经营业绩的提升做出了相当贡献。不过，光鲜数据的背后，也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方面，在银行内部，面对总行严苛的考核要求，一线员工多少有些不堪重负。在穷尽各种可能的收费手段后，还不得不玩数字游戏，用息费互转的方式来达到要求；另一方面，短期内涌出名目繁多的各类收费，让广大消费者也难以接受，质疑、反对之声颇多。为此，有关部门不得不出台政策加以整肃。如此情形，给商业银行的业务调整战略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银行业是否存在最优的业务模式？从世界范围来看，对这个问题恐怕不会有肯定的答复。在不同的国家，银行业的收入结构各有不同，相去甚远；而在同一个国家，不同类型的银行之间，业务模式也存在很大差异；同一家银行，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其业务重点也可能出现很大的变化。相比而言，国际大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较高，普遍都在40%以上，最高的甚至到了75%以上。其中，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基本都在20%以上，最高的接近55%。反观中国银行业，17家上市银行的平均非息收入占比仅为16.15%，其中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为13.72%。分类型看，商业银行业务结构多元化程度与其平均规模呈明显相关关系。四类银行中，国有大型银行的非息收入占比最高。
仅从数据比较，容易推演出一个结论，即中国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占比过低，应着力优化业务结构，拓展多元化的收入来源，提升中间业务收入应是转型战略的重要内容。而其调整的目标，就是要向国际大银行看齐。这个逻辑有一定的道理，但有些笼统，既没有区分国内外银行业经营环境的差异，也没有考虑大小银行的不同，容易产生一些误导。要得到更有价值的结论，有必要先对决定银行业务结构的基本因素做些探讨。
在我们看来，一家银行的经营模式，从根本上取决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内容：一是监管环境。分业和混业是银行业监管的两大主流模式。在分业监管环境下，银行只能从事传统的银行业务，而不能进入到非银行金融服务领域中去，有限的业务范围，自然会限制其经营模式和收入结构的多元化。从目前看，国际主要的大银行经由不同的路径基本都实现了混业经营。这意味着，这些银行不仅从事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也可以向客户提供与投资银行、证券以及保险相关的各种业务，这为其收入结构的多元化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
二是竞争环境。在某种意义上讲，业务结构的多元化是市场竞争激烈程度的反映。一般说来，如果市场竞争环境较为宽松，通过简单的经营模式就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银行不会有动力去发掘那些潜在的收入来源，进而实现业务结构和收入结构的多元化。从各国的实践看，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脱媒”压力，是促进银行业务收入结构多元化的重要动力。通常而言，资本市场越发达，银行的非息收入占比会越高。这一方面是因为资本市场发展会挤压银行的存贷款业务空间，迫使其转向其他服务；另一方面，发达的资本市场也可以为银行业务转型提供良好的运作平台。
三是市场需求环境。银行的业务和收入结构能否实现多元化，除了要取决于银行能否提供多样化和多层次的产品以外，归根到底，还要取决于银行的客户是否有多样化和多层次的金融服务需求。银行客户需求的多样化程度与一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一般说来，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企业客户大多都处于成长过程中，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可能更多集中于传统银行业务方面（主要是融资和结算）；在个人客户方面，居民的财富积累偏低，对银行服务的需求也会相对单一。由此推断，发达国家的银行业实现收入结构多元化的市场空间，应该大于发展中国家。
总结以上三点影响银行业务模式的基本因素，对中国银行业的转型发展，我们可以形成如下几点初步的看法。
首先，从趋势上讲，中国银行业提高非息收入（特别是中间业务收入）占比的转型方向大体正确，这也是外部环境变化的客观要求。从监管环境上看，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强化，客观上提高了银行贷款业务的成本。银行需要在传统业务以外，寻求更为资本集约的发展模式；从竞争环境看，利率市场化的逐步推进，会不可避免地对银行产生一定的“脱媒”压力，要应对竞争，银行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和创新；从市场需求环境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企业部门以及居民部门的金融服务需求日益多元化，也为银行业务拓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其次，在设定转型目标时，应充分考虑中国银行业自身的特点，不能简单以国际大银行为范本。尽管优化收入结构的趋势成立，但在具体发展中，还是应该充分考虑我们与国际银行业之间的差异。到目前为止，我国仍实施较为严格的分业监管制度，银行不能直接涉足其他非银行金融领域。尽管近年来，一些大型银行也组建起了混业经营的平台，但发展程度较国际大银行仍有不小差距。此外，中国银行业所处的竞争环境和市场环境，也相对落后于发达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以国际大银行的现状作为参照或估值标准，既不现实也不合理。
第三，不同银行应充分考虑自身的特点，制定差异化的发展目标。即便是同在中国市场中，不同类型的银行面临的外部环境也有很大的不同。大型银行更容易建立起混业经营的平台，客户群体相对高端，需求也会更趋多元化，业务多元化程度自然比较高。对于数量众多的地方中小银行，跨行业的混业经营显然不是可以奢望的目标，而且主要以中小企业为客户主体，派生出的金融需求相对单一。如此环境下，业务多元化的空间相当有限。有鉴于此，建议不同类型的银行在确定发展战略时，应充分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有差异的定位与发展策略。值得强调的是，并非所有银行都要将非利息收入占比提高到某种程度才算是成功。金融危机以来的经历告诉我们，许多坚守传统业务模式的银行，关键时刻的表现并不逊于那些长袖善舞的国际大银行。
第四，从监管引导上，应探讨更为系统的措施，为银行业的转型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一是在利率市场化以及竞争加剧可能对银行利润产生冲击的情况下，合理对待银行的业务创新，同时适度放松一些过于传统的监管指标限制，为银行拓展非利息收入提供较为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针对大型银行机构，更为系统地探讨综合化经营的路径以及相应的监管体系建设；最后，也是最应强调的一点，针对不同类型的银行（特别是对那些地方中小银行），进行分类指导和差异化监管，引导不同类型的银行确立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定位和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