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对此既不能反应过度，也不能掉以轻心。只有立足我国发展阶段来分析经济增速、潜在经济增长率和经济增长动力等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才能避免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保持经济更长时间的平稳较快发展。
经济增速回落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从学术界的分析看，主要有以下原因：主动宏观调控的结果；主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结果；外需低迷、出口不振，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发酵；国内消费动力不足、投资需求不旺；资源、环境、劳动力供给等约束强化，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企业经营困难，各种成本上升，资金紧张，市场需求疲软；经济增速回落有惯性。应当说，这些原因都存在，但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即一些地方在反对盲目追求和攀比GDP的过程中出现了忽视GDP、淡化GDP的倾向，不再下大力去做好经济工作。这是值得高度重视的。
为什么不可忽视GDP？GDP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有常住单位参与生产和服务活动所形成的增加值。物质资料生产以及相关的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活动，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和稳定发展的实体经济基础。当然，在现实经济运行中，GDP增长速度不能太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曾几次出现“大起大落”现象。“大起大落”的要害就是“大起”，因为经济增长速度过高、过急、过快的“大起”，会很快产生“四高”问题，即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通胀，很快造成对经济正常运行所需要的各种均衡关系的破坏，进而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大落”。因此，反对GDP崇拜、反对盲目追求和攀比GDP是正确的。但也应明确，GDP增长速度也不能太低。如果太低，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其一，会给居民收入增长和人民生活带来困难。因为GDP是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GDP“蛋糕”做大了，不一定就能分好；但如果“蛋糕”做不大，就更难分好。其二，会使财政收入受到影响。如果财政收入大幅下降，则需要财政支持的经济结构调整、社会事业发展、社会保障建设都会受到影响。其三，影响企业经营环境。较低的GDP增长速度，从需求面反映市场需求疲软，影响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影响就业的扩大。总的看，经济增速过高会恶化经济结构，增速太低也会恶化经济结构；经济增速过高难以持续，增速太低也难以持续。因此，应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速。
在现阶段提出“稳增长”，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速，不是简单地放松宏观调控政策，不是重返“高增长”，更不是回归GDP崇拜，而是在新形势下向各级政府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这就是“稳增长”要与转方式、调结构、控物价、抓改革、惠民生相结合，努力实现科学发展。
经济增长速度以多高为宜？这涉及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把握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近两位数增长，现在进入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新阶段。进入这个阶段，有三个问题需要讨论。
第一，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是一个突变过程，还是一个可以渐进的过程。
有学者提出，2013—2017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由10%的高速降到6%—7%的中速，明显下一个大台阶。然而从国际经验看，不同国家因地域大小、人口多少、资源禀赋、国内外环境条件等不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表现为不同的情况。有的国家表现为突变过程。如日本，GDP年均增长从1960—1973年的9.7%明显下降到1974—1991年的4.1%，又显著下降到1992—2011年的0.7%。有的国家表现为相对平稳的渐进过程。如韩国，GDP年均增长从1963—1979年的9.5%略下降到1980—1997年的8.2%。有的国家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后，在一定时期随着科技发展等因素的推动，还可能重新上移。如美国，20世纪90年代，在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推动下，潜在经济增长率又有所上升。
每个时期潜在经济增长率究竟是多少，难以给出精确的测算。在宏观调控实践中，这是一个经验把握问题。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社会各方面（政府、企业、个人）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为了避免带来经济和社会的震荡，宏观调控应力求使经济增长率的下移成为一个渐进的过程。比如，由高速（10%）先降到中高速（8%—10%），再降到中速（7%—9%），再降到中低速（6%—8%）和低速（5%以下）等，分阶段地进行。当然，现实经济生活不会完全按照人们的主观意志运行，但人们可以尽可能地使经济增长率下落得平缓。特别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国内需求的回旋余地较大，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有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有条件使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平滑化。
第二，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对其上限、下限下移的把握可不可以不对称。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我国的趋势增长率大体处于8%—12%区间，即上限为12%，下限为8%。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时，并非上限、下限同时下移。最近一个时期，在宏观调控的实际把握中可以首先将其上限下移2个百分点，即降为10%以内，而下限8%则可暂时不动。这是因为过去我们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增长往往容易冲出10%。而实践表明，经济增长率冲出10%，就会使经济运行出现偏快或过热的状况而难以为继。现在，从资源、能源、环境等约束不断强化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应该把经济增长率的上限降下来，把握在10%以内比较妥当。
多年来的实践还表明，经济增长率8%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底线。若低于8%，如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GDP增长率分别下降到7.6%和6.6%，就会给企业生产和城乡就业带来严重困难，使全国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降到8.1%，各方面也立即感到经济下行的压力，企业经营和国家财政收入再度紧张。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宏观调控的实际操作中，当经济增长率冲出10%时，就应实行适度的紧缩性政策；当经济增长率低于8%时，就应实行适度的宽松性政策；当经济增长率处于9%左右的区间时，经济运行状况良好，可实行中性政策。如果说我们过去在宏观调控中经常要把握好经济增长率的“峰位”，防止“大起”，那么，今后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则要特别关注经济增长率的“谷位”，防止“大落”。
第三，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经济增速是不是一年比一年低。
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年度经济增长率并不一定是直线下落的，也就是说并不一定是一年比一年低，年度间仍会有高低波动。比如，国内外许多经济预测机构预测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会比2011年低，但在预测2013年时，一般都认为会比2012年略高。为什么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有可能比2012年略高？这需要简单回顾一下20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以来我国宏观调控侧重点由“保增长”到“稳物价”再到近期转为“稳增长”的过程。2008年下半年至2010年的两年半期间，为了迅速扭转经济增速明显下滑趋势，宏观调控的侧重点是“保增长”。2010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10.4%。随着经济回升和货币信贷超常增长，从2010年1月起，物价开始新一轮逐月攀升。在此背景下，201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稳物价”的努力下，2011年7月物价涨幅攀升到6.5%的峰值后，逐月回落至2011年12月的4.1%。进入2012年，物价涨幅继续回落，6月份回落至2.2%，这就为防止经济增速过度下滑、宏观调控实施适度宽松的微调留出了一定的空间。2012年5月，当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降时，又提出宏观调控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由此，一系列相关措施出台，包括扩大内需、促进消费、鼓励投资、推进“十二五”规划项目的实施、结构性减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利率等。与2008年至2010年的“一揽子”刺激计划相比，这次的刺激力度不需要那么大。这样，如果国内外经济环境没有重大的意外冲击，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速有望进入小幅回升通道，明年经济增速有望略高于今年。
有学者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这种增长的动力结构不可持续，必须改变。如果说“近10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这种增长的动力结构需要改变，这是正确的。但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直”是主要靠投资拉动的，则不符合实际情况。从我国消费、投资、净出口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的统计数据看，1979—2001年的23年间，除了1993、1994、1995年，其他20年都是消费的贡献率和拉动大于投资的贡献率和拉动，只是从2002年起至2011年的近10年间（2005年除外），投资的贡献率和拉动才大于消费的贡献率和拉动。
近10年来，投资的贡献率和拉动连续大于消费的贡献率和拉动，主要是城镇化加快发展的结果。城镇化加快发展，既会带动消费上升，也会带动投资上升，但相比之下，对投资的带动更大。这也反映在支出法GDP总量中，投资所占的比重即投资率不断上升，而消费所占的比重即消费率连续下降。所以，在近10年来的经济增长中，投资的贡献率和拉动连续大于消费的贡献率和拉动，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但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是不可持续的。我国还处于城镇化的中期，还要经历一段较长时间的城镇化过程。这是我国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特征。城镇化的发展特别是城镇化质量的提高，需要适度的投资。同时，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也需要一定的投资。比如，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改造和设备更新、提升产品质量和经营效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节能减排、环境治理，发展现代农业，加强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保障房等民生工程建设等，都需要一定的投资。
我国经济发展应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据此，我们应重视消费，但不可忽视投资。适度的投资仍然是一定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应重视改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扩大投资资金来源，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对我们做好经济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