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发挥各地特色和优势，构筑更加协调的区域科学发展格局，不仅会促进国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也会使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民生。

　　区域政策助推区域差距相对缩小

　　数据显示，21世纪前10年，中国各大地区的经济增长出现较大幅度的变化和调整。以国内生产总值衡量，从2000年—2010年，沿海地区占全国GDP的比重从52．46％上升到53．09％，东北地区占全国GDP的比重从10．06％下降到8．70％，中部地区占全国GDP的比重从20．35％下降到19．70％，西部地区占全国GDP的比重从17．13％上升到18．63％，出现两端高中间低的趋势。分时段看，2000年—2005年，沿海地区占全国的GDP比重从52．46％增加到55．59％，而东北从10．06％下降到8．58％，中部从 20．35％下降到 18．83％，西部从17．13％下降到16．99％，沿海单边上升而东北、中部、西部单边下降特色明显。而2006年—2010年，上述趋势出现了回流激荡的历史性逆转。2006年，西部地区占全国比重开始上扬，2007年，中部地区占全国比重开始上扬，2008年，东北地区占全国比重开始上扬走势，这种大板块波浪轮动的上升型经济增长，与沿海地区占全国比重单边下行走势形成鲜明对照。
　　根据2011年《中国统计摘要》最新数据，2011年，沿海、东北、中部、西部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51．96％、8．70％、20．12％和19．22％，延续了2006年以来的板块走势。从省市一级角度看，近年来北方快于南方、内地快于沿海、不发达地区快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特征相对明显，山西、内蒙古、吉林、江西、重庆、陕西、青海、宁夏等省区的经济都出现一定幅度的上升。
　　沿海、东北、中部、西部四大板块的相对升降轮替说明了，在21世纪前10年的前半段，加入WTO带来国际资本转移效应和外需扩大效应，对于沿海地区的产业增长和经济繁荣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尽管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刺激内地增长的政策，但政策的组合效果还未凸显。而在21世纪前10年的后半段，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诸多政策的实施，内陆地区的基础设施短缺局面得以缓解，投资环境逐步改善，矿产和其他优势资源的开发力度加大，特色产业有效发展，沿海地区在外需下降与成本上升双重推力下的产业转移，也助力内地诸多省份生产要素的充分利用和增长活力的有效释放。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沿海地区则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较大，个别地区更因商务成本急剧升高的叠加因素出现实体经济衰落的产业空心化趋势，使得沿海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相对减弱。由于内陆地区以更快速度增长，沿海与内地差距缩小取得阶段性成果，缩小区域差距的政策呼吁声音有所减弱。

　　既重视自上而下发展也重视自下而上发展

　　面对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压力，中央政府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上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国务院最近通过《“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清晰地表明了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努力方向。如何更好地把自上而下的发展视角与自下而上的发展视角对照协调，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效益，不仅需要前瞻性的规划和政策设计，也需要在规范管理的基础上给予地方政府较大的自主发展权，激励地方选择切合当地实际的建设项目，调动地方扩大内需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过，基于以往的经验教训，在强化投资拉动中如何防止产能过剩和不合理重复建设现象抬头，需要有关部门在市场准入管理中，加强项目论证和规范核准程序，在核准前更多公开听取社会意见，以决策的科学化带动建设项目布局的合理化。
　　 其实，自上而下的政策实施与自下而上的发展诉求相结合，本来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确定区域发展方向的基本原则。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在经济下行阶段以大项目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既需要充分了解中央政府的政策动向，也需要把握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规律。除了考虑各地资源配置能力因地制宜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外，民生类建设项目如环保、供水、交通等项目建设也值得强调。
　　鉴于目前工业化扩张的势头受到外需抑制，通过增加城镇人口进而提高新增人口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从规模效益的角度看，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综合竞争力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都有较大吸纳外来劳动力就业的潜力，但是这些城市也受制于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约束。尤其是，随着小汽车进入家庭逐步普及化，许多城市内部交通拥堵问题也日渐突出。因而，改善城市的资源与环境供给状况，并发展地铁、大容量运载方式、地上快速轨道交通等公共交通，不仅可以改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安居环境，还可以提高这些城市对新增人口的吸纳能力。此类项目从近期看可以成为扩大内需自下而上的驱动力，从长远看也不会导致建设能力闲置。
　　自下观之，“三农”问题也值得高度重视。近年来国家加大力度支持新农村建设，但由于农村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尚待深入，农村集体经济运行中出现了管理失衡、职责不清、内部人控制甚至管理者随意使用和处置集体资产等突出问题，一些地方村集体收不抵支乃至严重到资不抵债，普通村民未能完全享受到政府政策支持之效，自身利益甚至严重受损。建立规范有序透明的乡村两级资产管理制度，将有助于中央政府国家扩大内需及支持“三农”的支持性政策惠及基层民众，保障村民的合法利益，使其正常收入和正常消费不至于受到人为因素影响。
　　当然，体制方面的改革不仅涉及到村镇一级。简化政府管理层级组织，有助于民意上来政策下去，增强政策的传播扩散能力，还可以带来管理阻力降低和管理成本削减，激发地方经济的活力。

　　从单一的经济发展走向全面的综合发展

　　推动区域经济健康发展，需要良好的宏观环境。与一些发达国家物价长期相对稳定相比较，20世纪前10年大部分时段，我国诸多产品价格轮番上涨且涨幅过速过猛，影响到各地区城乡居民的消费预期和生活安定，冲击到实体经济基础，使各地区居民的收入增长利益被价格提高所转移，实质性的福利增加一定程度缩水，消费能力被持续透支。所幸，由于前期实施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战略带来各地内生发展动力的增强，部分弥补了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转向更加依赖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动力的不足。
　　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在一个国际市场好消息少而坏消息多的经济迷局中，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持续走跌趋势，既有利于依存于国际市场大宗原料投入的“中国制造”的成本降低，也有利于降低国内垄断行业的产品价格，使饱受物价连年上涨影响的各地区消费者受益。而近两年来，国务院出台的各类调控政策持续发力，也对物价上涨起到有效抑制作用。在国际市场复苏尚需时日、增长推动力由投资向消费转化存在时滞、民众对物价上涨的容忍度下降和政策强调民生优先的背景下，只要采取必要的预防性措施应对局部地区因出口下滑带来的失业率上升，一定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应可为社会所接受。
　　笔者粗估，即使保持目前逐渐降低的增长惯性，到2015年，中国人均生产总值也会超过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各地区理应创造条件让民众享受到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现阶段相一致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物价水平。惟有如此，才能形成增长惠及人民和消费引领增长的良性循环。
　　显然，由单一的经济发展走向全面的综合发展，既要求规范中央与地方的管理权限，也需要形成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在我国目前强调对上负责远甚于对下负责的评价体系中，因管理规则不清，理论研究不足，监督制约不够，政绩评价更多依据上级政府的主观偏好。比如，因政绩评价标准不一，出现某地有领导因摘去贫困县帽子而提升而后任领导则因重新带上贫困县帽子亦提升之现象，而某发达地区部分居民20年饮用不到清洁水也让人吃惊。改革当前的政绩评价标准，不仅要衡量经济增长指标，还要把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是否足够大、居民收入水平是否相对高、物价水平是否相对低、环境污染程度是否小和社会安定程度是否好等等作为判断标准。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研究区域发展排名的大量报告，一些地方政府将报告中的排名作为评价政绩的依据。但不少报告的共同问题是过于偏重经济指标而忽视社会指标，在经济指标中偏重于绝对指标而不重视相对指标，各种指标的权重设置随意性较大，民生指标过少，地方的自然环境与发展基础欠缺考虑，而环境污染事件、安全事故、假冒伪劣事件、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三乱现象等事关政府行为和官员操守等方面的指标，通常不进入计量范围。这样计算出来的结果与现实难免有一定偏差，将此类排名等同于政绩评价更是牵强。当然，要改变的不仅是不科学的政绩观，更需要改革来强化官员的对下负责意识。

　　把区域协调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结合起来

　　我国的区域发展政策已经逐步成形和成熟，今后将长期引导全国各地经济的发展方向。但笔者以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发展环境下，区域总体发展战略实施的力度和重点都应该有所不同。而在当前，沿海率先发展和西部大开发更值得政府政策关注。
　　推动沿海率先发展，关系到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现实与长远需要。从国际范围看，西方各国正在努力推动虚拟经济去杠杆化和回归实体经济。为推动“务虚”的资本主义走向“务实”的资本主义，各国不约而同地提出发展制造业。美国继上世纪后期提出再工业化以后，此次二度祭起再工业化的大旗，打算以其技术优势为支撑，回补工业化的空缺。作为后起的世界工业大国，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纪律严明的低成本劳动力、富有活力且目光敏锐的民营资本家和顺势而动的跨国公司，但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在微笑曲线的底端，补创新基础不足之课不可避免。鉴于我国是一个面积广阔的大国，各地发展基础不一致，走向工业强国的区域突破点当然非沿海莫属。尽管出现产业向内地转移趋势，但沿海地区在全国的工业优势地位并未动摇。2011年，沿海地区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50．77％。
　　与此同时，全国研发投入的重点地区、科技人才的重点地区和技术成果产出的重点地区都集中于沿海，沿海的企业家精神尚在且生生不息，这使得沿海在集成、融合、转化创新资源上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规模效应、聚集效应、溢出效应、递增效应，通过集中官产学研各类资源，整合有利于沿海率先实现现代化的产业政策、区域政策与科技政策，将在竞争与合作并存、自主与开放一体中推动沿海制造业生产基地中组装企业与零部件企业、产业供应链与需求链、产业集群内与集群外各类创新要素的合理配置，形成以创新推动转型升级的强大动力。
　　事实上，由国家级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支撑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华为、中兴通信为代表的深圳企业创新群体、活跃于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福建、河北以民营企业为主的数量庞大的制造产业集群，都有寻求创新驱动的强烈需求。浙江纺织大县绍兴，集中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000多名设计师，便是开放条件下现代制造基地对创新驱动的另类诠释。如果沿海能够大范围突破创新约束，则定可实现成本优势与创新优势相结合，建立起可持续性的竞争优势，推动中国实现从工业大国走向工业强国的跨越。
　　推动西部大开发，关系到国家最不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形态改变和社会稳定，也关系到扩大内需的目标实现。一般来说，在市场环境条件较好时，应该顺市场发展，使资源组合较好的发达地区的发展潜力有效释放；而在市场环境条件较差时，应该强化政府干预，使后进地区的发展基础得以培育。在目前国际经济不景气、国内经济相对下滑阶段，进一步推动西部大开发正当其时。2011年，全国人均GDP已经达到35083元，三个人均GDP低于20000元的省份贵州 （16413元）、云南 （18957元）和甘肃（19517元）都位于西部地区，而三个省份经济发展的共同特点是城镇化水平低、少数民族众多、城乡居民收入低。与全国城镇化水平超过51％相对照，2011年，贵州、云南、甘肃的城镇化水平只有34．96％、36．80％和37．15％。三省的总人口分别在2000万至5000万之间，大量农村人口亟待通过城镇化转移。如果能够建立起符合市场需要的产业转移平台，引导沿海企业在云贵甘三省投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将既可更好利用其庞大的劳动力资源，也会促进地方经济较快发展。
　　沿海决定中国制造推进的高度，西部决定中国小康建设的高度，如果能够把前后两端都加速提升，则整个国家的发展重心就会明显前移，产业增长空间和区域增长空间将极大扩展，建设我们中国自己的伟大社会更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