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后，我国劳务派遣工数量激增。全国人大常委两次专题调研都发现，劳务派遣在部分单位中存在被滥用的问题，一些用工单位在主营业务岗位上长期使用劳务派遣人员，劳务派遣人员同工不同酬、损害派遣工合法权益等问题比较突出。对此，在本月底将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将首次审议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草案，规范劳务派遣可能将成为亮点。
　　伴随着巨大争议实施的《劳动合同法》，非但没有像一些人担心的那样增加了企业用工成本，反倒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用工成本，比如关于劳务派遣的规定。其实，在《劳动合同法》立法之初，劳务派遣正处于方兴未艾的发展期，正是意识到这一用工方式可能被滥用，立法者未雨绸缪，在法律仅有的98条中拿出11条来规范之。可事与愿违的是，立法者的良苦用心非但没有如愿以偿，反倒使劳务派遣用工在法律实施后如雨后春笋一般泛滥起来。
　　绝大多数人都把劳务派遣用工被滥用，归咎于当初立法者的暧昧态度：法律规定了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却没有为临时性设限，更没有解释什么是辅助性和替代性。以至于很多企业大范围、长时间、无限度使用劳务派遣用工，即便从常理上讲明显违背了劳务派遣用工“三性”要求，也由于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而让人徒唤无奈。这也是这次《劳动合同法》修改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应该说，“三性”的界定不清，的确是造成劳务派遣用工被滥用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如果仅仅把劳务派遣用工被滥用归咎于此，就未免过于天真。虽然《劳动合同法》没有明确界定“三性”，但不要忘记法律明确规定了“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如果这一条得到严格执行，劳务派遣用工至多在“长期使用”上被滥用，却无从在“降低用工成本”上被滥用。
　　事实上，企业滥用劳务派遣用工的唯一目的就是要降低用工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合同法》在规范劳务派遣上固然有不足之处，但是这样的不足并不是致命的，并不足以导致劳务派遣用工被滥用到目前这种程度。既然法律对于规范劳务派遣用工并无太过致命的障碍，问题的关键就不是应不应该修改法律规定，而是如何让法律的规定体面地落实。
　　当下，滥用劳务派遣用工最为严重的当属垄断央企。据全国总工会完成并提交全国人大的关于劳务派遣用工的报告显示，劳务派遣泛滥现象在石油、化工、电信、金融、银行、航空、铁路等系统最为严重，部分央企甚至有超过2/3的员工都属于劳务派遣。
　　垄断央企滥用劳务派遣用工，真正的目的是在于维持内部人对垄断利润收益的“垄断权”，因为劳务派遣工的工资支出，可以以单列的劳务费来支付，不用动“工资总额”的奶酪。明白了这一点，就会发现，即便法律对“三性”做出明确界定，垄断央企也有应对的办法，比如走马灯式更换劳务派遣工、单为劳务派遣工设置全新工作岗位规避同工同酬规定等等。这种情况下，即便再完善的法律也不可能穷尽现实中的种种“创新手段”，必须通过执法来解决。至于说其他一些非央企的企业滥用劳务派遣工，背后也总是闪现着一些地方政府为经济发展而默许甚至纵容的影子，这同样也是执法的问题而非立法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