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本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宣布维持历史低利率不变，并将扭转操作规模增加2670亿美元并延至年底，以及英国央行行长金恩表态支持扩大量化宽松货币规模，两周前笔者在上海证券报撰文定义的“全球宽松V2.0”时代，进一步得以确认。
　　回眸过去，从全球主要央行次贷危机爆发后的利率政策调整时段看，所谓全球宽松V1.0时代，大致时间段可定位为2009年至2010年。美联储、欧洲央行分别将基准利率降至历史最低的0-0.25%区间以及1%，中国央行将基准利率（指一年期存款利率）降至2.25%，全球股市在政策激励和货币盛宴的激励下经历了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根据wind的统计数据，2009年至2010年间，道琼斯、标准普尔、纳斯达克、巴黎CAC、伦敦富时100、德国DAX、恒生、澳大利亚标普、巴西IBOVESPA、韩国综合、日经225、俄罗斯RTS、印度Sensex以及上证综合等指数的区间涨跌幅分别高达31.92%、39.23%、68.22%、18.24%、33.06%、43.74%、60.11%、27.48%、84.57%、82.4%、15.46%、180.16%、112.59%和54.22%
　　从全球宽松V1.0时代的资本市场表现看，市场对全球宽松V2.0时代对“昨日再来”的期待的确有理可循。那么，当经济背景、政策走向在现在这一刹那变得和过去似曾相识之际，全球资本市场于V1.0时代的荣光会在业已到来的V2.0时代再度重现吗？感性地说，笔者也希望市场能够如愿，但理性分析，全球宽松V2.0时代和V1.0时代似而不同，两者最本质的区别可能在于，后者在宽松力度上与前者有着较大的差距。
　　历史虽然总有表面上的雷同，但人类从不会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全球宽松V2.0时代和V1.0时代的经济背景、金融环境、政策力度、激励效果都不同，所以，宽松V2.0时代的政策力度不及V1.0时代。
　　先看经济处境。虽然目前与四年前同样伴随着实体经济全球性、普遍性的经济减速现象，但减速程度却差异明显，四年前的减速带来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而目前的减速仅仅是减速而已。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0.6%，为1980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而2011年和2012年全球经济的增长率估计值为3.9%和3.5%，减速尚未形成衰退之忧。2008年第三季度至2009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连续四个季度负增长，最大季度衰退幅度为8.9%；2008年四季度至2009年四季度，欧元区经济连续五个季度负增长，最大衰退幅度为5.8%；2009年一季度，中国经济最低季度增长仅为6.52%。而在全球宽松V2.0序幕微启的今年一季度，美国、欧元区和中国经济的季度增长率分别为1.9%、0.3%和8.1%，虽然都呈下降态势，但依旧处于增长范畴。而根据市场分析人士的普遍预期，中国经济可能将于今年二季度或三季度探底回升，果若如此，则经济减速的幅度和时间都不及V1.0时代，对应的政策宽松程度也由此不及过往。
　　再看政策空间。全球宽松V2.0时代和V1.0时代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刚刚经历过后者，这意味着前者的政策潜力也要小于后者。美国0-0.25%的基准利率水平基本上意味着没了降息空间，宽松只能依靠量化政策，而之前的QE1和QE2的整体规模已高达2.35万亿美元，给美联储带来了极大的资产负债表膨胀压力，未来进一步应用量化宽松的余地较小。欧元区1%的基准利率水平虽然还留下了可能的降息空间，但也远低于V1.0时代3.25个百分点的实际降息幅度。而中国在全球宽松V1.0时代前期的基准利率阶段高点为4.14%，也高于V2.0时代前期3.5%的阶段高点，这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当下利率调整的潜在空间不及V1.0时代。
　　还可以从金融复杂性的高低来看。从某种程度上说，通胀是宽松政策的阻力，通胀风险越大，政策宽松的顾忌也就越大。全球大部分经济体才刚刚经历过通胀的肆虐，而四年前主要经济体甚至在经济萎缩冲击下邂逅了通货紧缩：2009年2至10月，中国CPI同比连续9个月为负；2009年3至10月，美国CPI同比连续8个月为负；2009年6至10月，欧元区CPI同比连续5个月为负。而今年5月，中国、美国和欧元区的CPI同比增幅分别为3%、1.7%和2.4%，而在去年，中国、美国和欧元区的CPI同比增幅甚至达到过6.45%、3.9%和3%的阶段高点。由此可见，全球宽松V2.0时代尽管通胀压力有所缓解，但通胀实际压力和未来走向相比V1.0时代更具危险性，这也限制了全球政策宽松的可能幅度。此外，V2.0时代，全球大型金融机构的健康程度、国际货币市场的流动性状况、全球市场的心理稳健程度都明显优于V1.0时代，这也相对减弱了大规模货币政策宽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最后再看博弈结构。全球宽松V2.0时代与V1.0时代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各经济体的经济、金融周期协调性明显弱于后者。2008年秋天次贷危机升级为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都面临着流动性枯竭和经济衰退的严峻挑战。但2011年底欧债危机升级之后，全球各经济体的经济周期却明显错位，全球经济差异化程度潜在加大，美国经济状况强于其他经济体，而债务风险和赤字风险在全球各国的分布则更强弱有别。这也是全球宽松力度可能不及过去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