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民国建筑、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张治中公馆曾因2007年被屋主“非法拆除”、2008年被违规重建而颇受公众关注。近日，有媒体报道，开发商新建的两幢小楼，正在打广告以6400万元的高价挂牌出售。（6月24日《中国青年报》）
　　当年媒体曝光后，南京市文物局对此事的处罚是“罚款25万元，责令改正”。如今拆除者却打出6400万的天价叫卖，不禁让人慨叹：在中国的文保法律体系中，违法成本果真可以如此低廉？靠区区几十万罚款，能否震慑一再发生的对文物的野蛮拆除？
　　“罚款25万元”的处罚决定，依据的是《文物保护法》第六十六条，即“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文物的”，“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但根据媒体此前报道，张治中公馆的拆毁，是在所有人明知其为市级文保护单位的前提下，并不顾文物局的现场执法，执意将其拆毁重建。如此恶劣的破坏行为，已涉嫌触犯“故意损毁文物古迹罪”。
　　《文物保护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故意或者过失损毁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三百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故意损毁国家保护的名胜古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因此，故意损毁文物古迹“构成犯罪的”，就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提交提案，直指“一些地方公安、司法机关在对文物犯罪的立案和定罪量刑上认识不同、标准不一，存在对文物犯罪案件立案不送、以罚代刑、重罪轻判等现象”。可见，张治中公馆拆除案并非只是南京的个案。要震慑各地屡屡发生的破坏文物的行为，不能只靠文物行政部门一家的努力，需要司法机关的共同介入，积极查处。
　　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关键还是要从制度设计的完善入手。从行政体系内部来看，有必要大幅提升文物行政在地方政府中的地位。例如2009年8月12日南京成立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文物局仅为其下设的二级局，其“话语权”的大小和“六朝古都”的身份是否相称？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文物部门的制衡和纠错，要杜绝“保护性拆除”、“大拆大建”恐非易事。
　　从公众参与的角度看，应当让文物行政的权力充分“在阳光下运行”，鼓励志愿者和第三部门的参与。例如及时公布文物普查名录，对涉及文物修缮和拆除的行政许可举行公示，这些行政上的公开透明，都是建立文保的预警机制的必要举措。诚如报道所说，“南京市有512处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文物管理部门吐苦水说，文物保护面广、量大，管理人员不足，文保经费也不充足，都给保护带来难度”。要破解这些难题，关键是要形成政府和民间的保护合力。而透明的政府信息和广泛的公众参与，正是塑造这一合力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