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稳增长的信号频频传来，下半年我国经济将迎来复苏，但是经济走上持续增长的一轮新周期还为时过早。
　　下半年经济出现明显反弹，这是由体制决定的。虽然发改委一再强调这一轮刺激计划不会太大，但是只要政府打开投资放开的闸门，在各地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工作核心的体制下，稳增长就很容易变成扩投资，放大刺激效应。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我国再次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目前经济持续增长内生稳定机制仍不足，面临多重挑战。
　　第一，当前外需增长仍面临复杂环境，虽然希腊脱欧风险暂时避免，但欧洲的结构性问题仍会较长时间拖累其经济复苏，美国经济也会较长时间处于弱势复苏，新兴市场情况也难以过度乐观。
　　第二，当前经济增速的底部离潜在增速较近。目前我国潜在增速大约在8%-8.5%之间，从底部7%攀升到8%会很快，继续增长就会出现过热及通胀压力。这样的例证在2010年下半年已经发生过，当时管理层由于担心欧债危机影响，三季度放缓了宏观调控的力度，推动2011年一季度经济从上一季度的9.5%反弹到9.7%，随之出现通胀压力，迫使政府强化调控，经济增速也再次回落。
　　第三，当前政府主观上也不会让“投资+杠杆”的刺激模式持续过长。这种刺激模式很容易再次恶化结构，扭曲资源配置，导致潜在经济增速更快下降，增大了未来出现硬着陆的风险。
　　其实，2009年的刺激虽然取得了一时的经济较快复苏，但是却严重损害了经济中长期持续发展的效率和活力，恶化了经济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而这两者都降低了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第四，当前经济转型期客观上需要平稳低速的经济环境。
　　要使经济持续增长，仅依靠需求管理政策还是不行的，必须展开更深层次的改革以释放我国经济增长潜力。
　　首先，鉴于我国经济中长期潜在增长中枢已经下移的事实，必须通过改革来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水平。
　　过去我国的改革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如1998年我国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后，能够在2001年末走出困境，除了凯恩斯式的需求刺激手段外，很大程度上与一系列改革措施提高了当时的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关。
　　从1998年开始延续了4年的政府机构改革较大程度上转变了政府行政职能，将资源配置职能逐步转给市场，为经济市场化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1998年-2000年，我国实施了3年期的国有企业改革攻坚，促进了国有企业的优胜劣汰，推动了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1997年四大行剥离不良资产后逐渐进行的国有银行股改也较大程度上提高了我国金融业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持能力；1999年新《土地管理法》以及后来的一些土地征收条例强化了我国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使得地方政府能以低成本方式动员土地资源参与大规模经济建设，极大地促进了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围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改革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尤其是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大发展，而加入WTO后则进一步确定了我国出口导向战略，动员了更多廉价劳动力、土地等资源参与国际竞争。
　　要想走出当前经济困局，需要依靠艰巨的改革以提高经济供给面的潜在增长率。我们注意到，这样的改革正在徐徐开展。如金融改革，无论是温州金融改革试点提出的建立民资主导的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还是资本市场上私募债的发行、新三板的建立等，其本质目的都是解除管制，释放民间金融增长潜力，促进社会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新一轮以“营改增”、“结构性减税”为特征的财税改革也正在起步，它们将成为促进我国产业升级、提高市场增长活力的“催化剂”；新36条规定的落实对增强经济活力具有积极作用；广东 “三旧”试点很可能成为我国城市土地改革的先锋，它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政府征地环节，将更多土地高效配置的权利及利益留给民间，从而大大提高了市场在配置土地资源上的作用。
　　我们可以期待明年新政府上任后，会推进更多具有全局及顶层设计意义的改革，如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提高政府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包括铁道部并入大交通部以推进铁路体制改革等；而以国有垄断部门改革为契机，以提高公益性国企的全民性、竞争性国企的效率性为特征的新一轮国资改革也有望较大规模展开，具体措施包括：提高国企分红比例，推动产权多元化等。
　　这些改革都有利于增强市场活力和效率，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
　　其次，还应加快能带来持续内需增长的改革。例如，1999年开始的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它不仅推动了城镇居民住房的消费升级，也激活了房地产投资及其相关产业链多年来的高速增长，而在此过程中，我国更多的土地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等资源也在经济财富的创造中得到了充分的利用。目前需要推动类似的改革，如部分地区正在试行的新一轮农村的土地改革，它不仅有利于提高农民财富和权益，释放农村人口住房等各方面的消费升级潜力，还会在此过程中促进农村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农民生产率的提高；再如下半年的收入分配改革也对提振居民消费有帮助，与之伴随的产业升级也将成为经济潜在能力提高的推动力。
　　当然，这些改革措施的奏效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它们短期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有限。因此，我们不能对经济持续复苏过分乐观，四季度经济企稳回升态势最多持续到明年上半年，幅度难以超过9%，就很有可能再次在调控下回落探底。这样，2008年来经济就出现三重底部，这与1998年后的三重底类似（分别是1998年6月的6.8%，1999年12月的6.1%，2002年的6.9%），而最后经济能否像1998年那样在经历三重底后走向新一轮复苏，则要看改革的进程和效果，如改革有效激发市场活力，那么我国经济有望在“十二五”中后期迎来较为强劲的一轮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