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深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加强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文件没有对试验区试验什么提出具体要求，但从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全国“两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说的一番话来看，可以选择一些县试验县政改革。
　　温总理当时表示：“我至今还是这样认为，群众能够管好一个村，就能够管好一个乡的事情；能够管好一个乡，就能够管好一个县的事情。我们应该按照这条道路鼓励群众大胆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使他们受到锻炼。我相信，中国的民主制度会依照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这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这一番话表明，农村区域政治发展的逻辑是从村到县。
　　事实上，在县级地方试验县政改革，已经势所必然。近年来，国家正在大多数省份实行“省直管县”改革。从中央有关部门的文件来看，省的“直管”就是省掌管县的人事和财政管理权。2009年4月1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若干规定》，规定选拔任用县委书记应按程序报经省级党委常委会议审议。同年7月9日，财政部公布《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要求“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将在2012年底前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推行。
　　但是，无论是人事权还是财政权，恐怕省的直管都很难落实到位，其结果很可能要么鞭长莫及管不了，要么敷衍应付管不好。县委书记、县长由省委直接任命，有可能使他们一定要向上负责而不一定向下负责，虽然向上负责和向下负责并不一定是矛盾的，但遥远的省级领导机关毕竟只能是原则性地领导，直接向本县人民负责才能更充分地体现人民政府的性质。
　　同时，很难想象，一个省财政厅（或者省人大）能够负责任地“管理”几十个、上百个县的财政预算及其执行。从长远看，由本县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县级人大实施对县政府财政预算的审批和对其执行的监督，从而保证县级财政资金真正用于为本县人民服务、提高为本县人民服务的质量，应当是必由之路。
　　问题在于，县级人大、政府由直接选举产生，必然带来县级地方的地方本位主义倾向，对于历史上一直存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的传统矛盾的我国来说，这就必然要求以中央、省和县合理分权的制度设计，来代替直接的行政领导和管理方式，比如在县域地方设立的司法机关在财政和人事上独立于县级党政领导机关，以及其他监督形式如实行加大舆论监督力度的措施，这些都将是不可或缺的。没有来自于中央和省对县级政权的监督权，县级地方的行政权就可能扩张过度。
　　由此，人们可以设想，未来我国有可能形成一个中央管城市、县域自治的体制。城市是国家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国家控制了城市就控制了全局；而广大的县域地方实行自治则有望带来善治，从而可以为中央稳定全局提供基础。
　　目前我国有4个直辖市、15个“副省级城市”或者叫“计划单列市”。设立这些城市的目的，应当就是在通过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把这些城市建设成为区域发展增长极、使之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发展的同时，保持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如果将来再从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的意义上增加一些直辖市，中央集权体制会更加巩固一些。
　　但中央仅仅掌控城市或许还是不够的。中央可以再设立一些直辖县，即在各个省份选择一些目前比较落后的县份，由中央有关部委代表中央直接行使管辖权，以避免和遏制县级地方的离心倾向。
　　总之，在开始推行“省直管县”改革的时候，从国家层面来说，领导者就应当对县级地方自治作出战略规划，努力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新农村建设的同时，创新中央领导地方的体制机制；从省县地方来说，特别是在“农村改革试验区”，尽早进行县政改革试验，也是必然选择。
　　今年起，全国24个农村改革试验区已开启实验农村金融、农村产权制度、城乡建设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创新支农资金管理体制机制等项目的改革，笔者建议适时把县政改革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