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宏观数据出炉，让人看到了经济下行的种种忧虑。这些数据，延续了4月份的颓势，投资和消费创出数年新低，通胀则降至近两年低位。央行此前突然出手降息，更坐实了经济形势的不乐观。
　　外部方面，美国经济的复苏亦是长路漫漫。就在这几天，西班牙政府宣布为本国银行业的资本重组向欧元区寻求融资帮助，背后是整个欧元区经济的重重困境。整个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增长充满了曲折性与不确定性，这是现实。
　　中国经济正处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时期，但就在此时期内，中国经济却必须连连“过坎”。短短几年中，宏观调控政策一再需要为保必要的经济增速而努力。这当然也是在一个侧面说明，经济衰退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绝不只是在经济意义上。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受益者。国内诸多领域的过剩产能，在全球化过程中得到消化。但从转型角度来说，即便今天的外部环境没有这么恶劣，中国经济自身，也得依照转型的规律，渐渐突围。经济的危机，是在倒逼转型的加速。当增长的蜜月走到了瓶颈期时，越有压力，就越要强调内生动力。
　　我们一直认为，中国国情复杂，取消“一刀切”式的做法，而代之以区域间根据自身不同情况，区别发展。在面对当前的压力时，如果必须依靠基础设施建设再立新功，如果必须依靠固定资产投资再为稳增长助力，那也应该更多是在中西部地区，且不能盲目地、一窝蜂地上项目。可以认为，在经济形势趋于低迷之际的投资拉动，只能是一种救急做法。
　　事实上，今日中国经济的稳增长战略，当与未来发展方式转型，乃至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紧密相关。稳增长，从来不意味着要不择手段保增长。稳增长，也不是只看着当下，不顾长远。无论是为稳增长计，还是从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看，都必须激发出真正的内生动力。
　　动力来自哪里？在财政角度上，要切实加大结构性减税的力度，其中的关键是减税。在经济处于低迷之际，减税能够帮助企业、民众“休养生息”。减税当然会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理想的情形，是与政府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的削减结合在一起。
　　内生的增长动力，来自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更有力的支持。某种意义上说，金融转型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所在。金融转型的要义，在于从行政主导型金融体系转向市场主导型金融体制。其中内涵有二：政府当从帮助企业筹集廉价资本转向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利益；政府当放松并最终取消行政管制。
　　内生的增长动力，来自于收入分配改革的深入，给社会更多实现公平与正义的同时，在经济意义上，将国民收入的一部分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让渡给中低收入阶层，进而刺激基本消费需求。民众若不能合理分享发展的成果，谈什么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性需求？
　　内生的增长动力，还来自于对民间经济给予必要的公平待遇。那种看得见、摸不着的“玻璃门”现象如果长久地存在，必然会如“温水煮青蛙”一般，伤害着中国经济的根基。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如此稀缺——问题在于，没有一块好的土壤，这土地上又怎会凭空长出硕果？
　　一位学者曾如此冷静地写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本身将与中国强势集团的短期利益尖锐冲突……显然，目下中国广受诟病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由强势集团的短期利害计算所形塑的。这一切都决定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是一个充满争斗的政治和社会过程，而远远不仅是所谓经济过程。”这样的思考是尖锐的，也是抵达本质的。
　　说到底，处于稳增长乃至经济转型阶段的中国经济，需要透过深入的改革实现超越。这个过程不可能仅是自上而下的——缺少强大的倒逼动力，没有人会主动割让自身的利益。这也注定了改革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在互动中才可能形成更好的政治秩序，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